教授与卖茶叶蛋的老太太

　　漫画/曹一

被某医学院遗弃的实验狗惨状近日引起大家的关注。实话说，看到这些被破开肚子后丢弃在天台上等死的狗狗——为科学献身的人类朋友，我不禁想为它们怒吼一声，我也开始为做实验的医学生们担心，因为他们的老师竟然没有首先教导他们尊重这些狗狗的生命。“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个老话了。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最近十数年的收入有比较大的提高，不过物质的富裕很难自动转换为道德的优良。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专业人士的地位和待遇与早年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还一直记得90年代为争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发出的一些声音，其中包括对民国时期教授高工资的回忆和艳羡。这方面说法比较多，有些是大学者说的，譬如讲教授一个月工资有数百大洋，而一个学生或者小职员月收入和生活费用只有几个大洋。这些赤裸裸谈论钱财的言说似乎不合文人之身份，不过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无奈，是对知识分子收入过低提出意见的一种方式。那时的一位餐馆服务员的收入未必比大学生少，甚至可能更多，流行的顺口溜是，“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脑体倒挂的状况很容易修正，而且一不小心，专业人士的收入就远远高于体力劳动者，带来另一种社会问题。

当年谈论民国时期教授大大高于工农以及小职员的收入，是希望以此来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现在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思路不仅过于简单化，过于媚俗，甚至不利于社会公平和谐。如果做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需要探讨，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收入到底应该优厚到什么程度，他们中间的收入差距到底可以有多大，他们与政府公职人员、与工农群众的收入差距到底可以有多大。我曾经与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教授喝咖啡，谈到大学教师的收入。他说他税后的现金工资不到2000欧元，与一般的蓝领工人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周全的福利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充足的安全感，住房、医疗和教育都有保障。北欧模式未必完全适合我们的国情，未必一定要全面照搬，但是不失为我们可以参照的和谐社会建设和运作的模式。

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再强调都不过分。不过看门的保安，建筑工地的男女工人，卖茶叶蛋的老太太，他们的小康生活和生活梦想如何来实现？与医生、律师、教授和科学家相比，他们的收入到底多少才合适？对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对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最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只是一味地依赖金钱的刺激和激励吗？

理查德·托尼是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之一，担任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教授，创办了顶级刊物《经济史评论》，同时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早在上个世纪初他就说过，学术界有“自然天成的平等主义”，研究工作才会有最好的气氛。他以为，经济利益的激励和“逃避饥饿与贫困”的动机不足以保证人们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训练、传统和习惯”以及对自己从事专业的自豪感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托尼当然不是说，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可以拿清风和月光当饭吃。他说，一个人有一份重要的工作，有充足的闲暇和收入保证他能够顺利从事这一职业，那么他就拥有人人都应该羡慕的幸福。创新的和创造性的劳动主要靠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直接牟利的动机只能让医生、教师和科学家最低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导致他们的猥琐化，因为物欲是人类的低级追求，单纯满足物欲的活动不过是“奴隶的劳动”，而不是“自由人的劳动”。缩小基本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将科研项目直接与研究人员的主要收入挂钩，在学者中间、在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制造过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会伤害专业人士纯粹的敬业精神，妨害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甚至可能诱使少数人丢失最基本的做人分寸和良知。

教授当然应该有符合其身份的体面生活，而卖茶叶蛋的老太太也有资格享受生活的安逸。任何人的健康舒适生活都应该是节俭的，而不是奢靡和挥霍的。这样来看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收入差异，可能比80和90年代的看法要更加平和、理性、中庸。

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