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危机往往来源于公权力的沉默

【当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疑点重重时，公权力机关的沉默，只能给围观者以“有问题”的猜度，从而加剧危机的扩大。“躲猫猫事件”殷鉴不远，郴州警方当吸取教训。】

湖南22岁女子欧阳桂芳在戒毒所内“突发疾病”死亡已两个多月，死因仍然成谜。记者前往郴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采访，也被拒绝。郴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工作人员称此事已妥善处理，拒绝介绍事件情况。

媒体报道要求中立、客观、真实、准确。但由于一方沉默，报道呈现出自然倾斜状——因读者所能看到的事件描述多来自于死者家属的单方描述。问题就在于，明明知情的事发单位拒不提供信息。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满是问号的报道。比如，死者家属要求戒毒所人员说明，但对方始终闭口不谈，只说戒毒所内经常出现戒毒人员之间打架的事。不是说死者“突发疾病”吗？打架又是怎么回事？

再如，根据遗体面部的伤情，家属怀疑欧阳桂芳是在戒毒所遭受殴打致死。而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透露，欧阳桂芳死亡前曾连续十余天遭到殴打，监管人员并未有效制止。至于是受到何人殴打，该知情人表示，这些不能说。

匿名的“知情人士”说法证明力显然偏弱，但他却对“打架说”作了进一步佐证，从而加重了读者的怀疑。

最引人怀疑的是，死者父亲欧阳国城说，双方商定补偿金额后，戒毒所要求家属不追究、不过问。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怀疑再合理不过了：如果强制戒毒所无责，为什么要补偿死者家属40余万元，又为什么要设置“拿到钱就不能再过问”的条件？

这种种疑问和猜测，会不会是事实，围观者并不知道。看来死者家属给不了答案，知情的事发单位又不愿意给答案。若是碰巧网民坚持围观不愿散去，若是碰巧媒体坚持追踪不愿新闻再“失踪”，若是再碰巧死者亲友中有人懂点社会动员，这一个案会不会又向公共事件滑去？一个年轻女性的非正常死亡，在湖南黄静案、瓮安李树芬案、湖北高莺莺案等影响性诉讼中，都曾是当地舆情危机的导火索。

应对舆情危机的最好策略就是公开，充分的、及时的、有效的公开。不久前的新年夜，芜湖一名女大学生在学校对面的宾馆坠楼身亡。事件曝光后，网上也是喧嚣四起。当地警方先是公布了调查结果，但重结论轻解释的初步公开仍招致了不少质疑。警方又先后多次公开认定此事件为“意外”的理据，最终死者家属及其聘请的律师都认同了警方的定性，危机成功化解。

舆情危机很多时候来源于当事一方的沉默。尤其当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疑点重重时，公权力机关的沉默，只能给围观者以“有问题”的猜度，从而加剧危机的扩大。“躲猫猫事件”殷鉴不远，郴州警方当吸取教训。

本报特约评论员舒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