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道德谴责与法律惩戒能扶起“晕倒哥”吗

昨天，海峡都市报和千里之外的北京青年报，撞了一次“同题新闻”，主人公的名字都叫杨祖映！不要怀疑，真的是同一个人！杨祖映出现在海都报昨日A14版，是永春鹏源街一群街坊关爱、捐助的“饿晕男子”；而在昨日的北青报版，他是辗转全国多地装晕以获得同情和别人捐款的“晕倒哥”……（1月15日《海峡都市报》）

“晕倒哥”辗转全国多地装晕，为获捐助乱编悲惨经历，利用他人的同情心不劳而获，这样的做法已经构成诈骗，无疑是不道德的，同时也触犯法律，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数额较低，警方可对其处以治安行政处罚，最高可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而如果获取金额累计3000元以上，则可能构成诈骗罪，面临刑事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问题是，如警官和律师所称，刑事追责面临调查取证的困难，“因为他昏倒的地方都是不固定的，流动性大，很难找到当时给他钱的人进行取证，而且取证成本也高”。

但即便施以法律的严厉制裁，对于一个为了一二百元路费，不惜多次假装“晕倒”博取同情的流浪汉和社会底层人士而言，除了会起到一点惩罚、震慑的法律“杀威棒”作用，能否促其悔过自新、改头换面，则实难乐观,从而实现不了法律治理体系所预设的教育改造功能。

相比道德谴责与法律惩戒，或许更重要的，是应将“跌落”在社会正常轨道下的“晕倒哥”们扶起来，构建和谐社会。为此尤需努力扶起的，是社会经济水平、社会教育水平与社会救助机制的不断提高完善，是有关部门对不劳而获的“晕倒哥”们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劳动技能培训，是“晕倒哥”们自身道德耻感的觉醒与唤起。而这些，绝非旦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