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国情,最可能的改进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已经开始实行的混合分配模式。即开办更多优质的私立医院,让有钱人按价高者得的方式享受到优质资源,同时增加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让低收入患者按照辛苦者得的方式,相对公平地分配较低价格的优质服务。】 近日,一段“女子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白衣女子声嘶力竭的怒斥和泪水,无疑戳中了大多数网民的泪点和痛点。(相关报道见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视频中女子指控院方与号贩子“里应外合”的情况是否属实,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该女子也已经由院方安排就诊,这一事件本身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但无可否认的是,看病难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痛点,而活跃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又“劫胡”了很多辛苦排队的患者的挂号机会,于是号贩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似乎号贩子已成看病难的症结。 但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无论号贩子采用何种手段占有号源,目的都是转手倒卖。而既然号贩子能够高价转卖,则证明专家号确属医疗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而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从来都是难题。现实中存在的分配方式,大约有按价格分配(价高者得)、按权力分配(特权或关系)、按时间分配(排队),或最新出现的按技术分配(熟练的网络抢票甚至抢票软件)。而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群体,对不同的分配方式会有不同的偏好和评价。有钱的就喜欢按价格分配,并认为最符合市场规则因而最为公平;低收入群体则可能更偏好按时间分配,并认为谁排到算谁的是最公平的方式。 而我国目前的医疗体系,仍然坚持低价策略,无论是4元钱的普通号,还是几十元的专家号,或几百元的特需号,都既无法如实体现医生的真实劳动价值,也不能如实反映真实的医疗供需关系。这样的定价策略,必然将医疗资源,尤其是更为稀缺的专家号,导向按时间分配的方式,彻夜排队也就变得不可避免。而经过持续的严厉打击,目前号贩子所能采取的抢号方式,基本已只剩提早排队一种。也就是说,这些号贩子所做的“工作”,基本是把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转换成买号患者的价格成本。对于那些辛苦排队的患者来说,号贩子破坏了“辛苦者得”的公平,但对于那些花钱买号的患者来说,号贩子却间接促成了“价高者得”的另一种公平。 因此,号贩子不是看病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甚至有经济学家称,号贩子只是“发现了真实价格”,舆论应该为其正名才对。 这样的“高论”,看似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市场分配原则。问题在于,医疗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如果完全遵从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则意味着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将无缘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背后,隐含的是生命价值和生命机会的不公,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现实。 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当专家号不再稀缺,则患者不需彻夜排队,号贩子也就没了机会。但即使最乐观地说,这个过程也注定漫长。而更客观的判断是,即使医疗资源供给总量充足,优质医疗资源也注定永远稀缺,正如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已近乎过剩,对名校资源的竞争依然如火如荼一样。因此,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难题将长期存在,挂号难也不会消失。 鉴于中国国情,最可能的改进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已经开始实行的混合分配模式。即开办更多优质的私立医院,让有钱人按价高者得的方式享受到优质资源,同时增加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让低收入患者按照辛苦者得的方式,相对公平地分配较低价格的优质服务。 既然如此,与稀缺资源伴生的号贩子就不会消失,与号贩子之间的斗智斗勇,也就永无尽期。为打击号贩子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乃至为此而损耗的政府公信力,也是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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