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不能老靠“全国会诊”

哈尔滨天价鱼事件近日闹得沸沸扬扬，人们相当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基层执法与监管问题，本来可以“马上就办”，现在却要偌大一个中国举全国之力去调查、分析和判断，给当地有关部门“下指导棋”。一件地方小事，居然转化成了“国家大事”。

这样的议程设置，显然是很不值得、非常不合理的。在今日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我们有多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议程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以求社会共识？可全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其他各种公共资源，却只是在寻求一家人到哈尔滨吃鱼的真相，事情还远没有完。

而且此类事件在国内很普遍，在公众印象中，去年“十一”黄金周有青岛“天价虾”宰客事件，海南三亚天价海鲜宰客更是“常年供应”。事件曝光，当地有关部门先是遮遮掩掩，随着媒体和舆论跟进，事件彻底“反转”了。一些地方似乎也没有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同样的事件总在重演。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每天发生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再正常不过了，但以现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效率太低。遇到疑难或者险重疾病，医院有关科室会邀请各地权威专家一起会诊，而感冒之类小毛病就用不着。但在社会治理领域，小到饮食店宰客、城管打人这样的小事，也需要全国媒体、网民、专家与舆论的高强度投入，进行“全国会诊”，方可迎来转机。

若非被“全国会诊”，一些政府基层执法、监管部门就懒得正常履职，让人民群众基本满意。事情要么被不了了之，要么权益受损方必须委曲求全，结果就是各种平庸之恶横行。街头商贩被打，却无处申冤；妇女遭受性侵，网上却说“立案难”。如果一些基本权利得不到公权力末端保障，人们就会普遍存在一种无助感。

“全国会诊”才能迎来转机，说明我国基层执法与监管存在对“全国会诊”的路径依赖，我们必须消除这种路径依赖。中国13亿之众，存在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巨量需求，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具有可达性、及时性。有人从黑龙江打电话威胁天价鱼事件举报者，警方理应展开调查；天价鱼事件的是非曲直没那么复杂，完全可以快刀斩乱麻。地方性日常性权利诉求必须在基层解决，而且越快越好。

为此，需要提高基层公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但对公务员进行精细化管理、强化问责是关键。中国社会不能忽视公务员的专业属性，否则“误人权利”就难免。现在中央加强对高级干部的问责，其实问责应当层层进行下去，使他们对人民、对自己负责，丢掉“全国会诊”拐杖。人民获得政府专业服务，才会心中有国家、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