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婚现象隐射农村两代人的爱与痛

近日，一个名为“广西宾阳13岁新郎迎娶16岁新娘”的网帖火了，照片上两人都长着一张娃娃脸。经调查，这对新人实为马山人，已认识一年多，均满16岁。新娘小吴介绍，她男友上完初二就不读书了，已经在南宁打工两年，自己去年上完高一就不读了，他们打算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再去领证。

在一些农村地区，早婚已成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尽管婚宴具有公开的仪式性，早婚却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缺乏保障的婚姻，无疑隐伏着风险与危机；更为关键的是，早婚的青少年虽然具备了生育的家庭功能，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具备了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过早地揠苗助长，让早婚家庭在诸多方面“缺钙”。

从表面上看，早婚是婚恋焦虑下农村青少年的“早熟”；从本质上讲，早婚则是农村青少年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产物。一方面，在教育资源失衡的格局下，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少年只是极少数；另一方面，在城市难以融入的背景下，乡村依然是农民工最终的归宿。

早婚的背后，隐伏着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分歧与观念冲突。早婚通常都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为何？一方面，帮助子女成家立业既是父母的道德责任，也是父母的情感义务；另一方面，早婚不仅可以加速孩子的成长，也可以降低婚嫁的成本。此外，在一些地方性共识中，早婚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社会资本的标尺，能够帮助人们赢得正面的社会评价。

知名人类学家闫云翔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子女“跳出农门”无望的背景下，早婚关系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

早婚不仅关乎农民的婚姻观，也和当下农村的养老困境密不可分。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老无所依”更为突出。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一些父母不再将“希望的稻草”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是依靠“自我救赎”。农村青少年的发展困境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共同催生了早婚现象。

作为一种“揠苗助长”的过度社会化，早婚不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将早婚当成笑话看，忽略、漠视早婚背后的利益诉求。让农村青少年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渠道，让农村老年人更有社会保障；破解早婚现象，不仅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改善和优化农村青少年和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