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更需要理性善意的行动

春节前，我的一篇旧文被翻了出来，没错，就是那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话题发酵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期，随后一系列所谓“回乡体”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在新媒体时代，情绪的火星足以点燃对问题的轰炸式“消费”，在感性、丰富的呈现中，将城乡分化的困境暴露无遗。

但随着话题的爆炒，我却有些担心，风一样的新媒体让话语狂欢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磨损着一颗颗关注乡村的心。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读书人，我特别渴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葆有情怀，同时不失理性地去客观地关注农村问题，在喧嚣的城乡分层的情绪化撕裂中，理智面对现实，建立有效的对话通道，尽力寻找改善农村问题的有效方法。

农村的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它的背后连着更广阔的世界。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的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果。对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的二元体制中，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狭窄的代价。这也许是每到春节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往往一篇不起眼的文字，就足以在过年的氛围中引爆乡村话题的原因。

但如果以理性的态度讨论农村问题，我们该留意到一些基本事实：中国农村的情况差异性极大，不同地方面临的问题、挑战完全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富足与西部边远地区农村的贫瘠同时并存。尽管我在那篇文章中描绘的事件和图景，让人感到压抑、难受，但我们同样要看到，这篇文章建立在对家庭个案考察基础上，只能代表农村的一种面向，如果严格从社会学意义来看，它并不足以构筑对整个农村判断的充分依据。

以我的家乡湖南汨罗为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村民的生活获得了根本改善，乡村面貌也日新月异，生机勃勃，但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对它构成了极大挑战，使得它面临着经济以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显然，靠一篇偏重感性的文章来囊括中国复杂的乡村图景的各种维度，是不可能的。这也提醒我们，面对乡村话题，如果置于一种抽象的同一性中，反而更难呈现乡村多维的真相，甚至会遮蔽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村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城乡差距、留守儿童、养老艰难、环境污染、教育衰落、农村孩子上升通道狭窄等，种种刺心的症候依然不同程度地真实存在。然而，农村问题从来就不只和农村人有关，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血肉关联，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紧密。因为治理结构和政策偏向带来的城乡差距，在阶层分化的今天，理应引起认真关注和反省。

关心广袤的农村，城里人才能生活得更好；同样，城里人生活得更好，农村才真正有出路。任何将两者对立的体制、政策、具体措施，甚至流转于知识分子嘴中笔下的话语权，在改善和落实乡村窘境层面，都显得捉襟见肘，收效甚微。面对农村真实的困境，知识分子如何在葆有情怀的同时，用理性和善意去正视真相，并将改善农村的愿望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这样的努力正在汇聚。近年来，在我交往的朋友中，已经有不少青年包括城市青年去农村实现自己的理想，用行动回馈农村和故乡，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行动的洪流时，农村的命运，我们深爱的故乡的命运，必将在点滴变化中越来越好。

（作者为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