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扶贫帮困、改善民生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

在贫困人口的认定与扶持方面，古人在综合考察与分类定级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扶持。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是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在当代，我国扶贫开发过去主要是瞄准区域，大多没有识别到户，尽管成效显著，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其“粗放”弊端开始显现。今天我们实施的精准扶贫，就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精准发力，实现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精准扶贫的前提在于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致贫原因等因素进行深入了解与分析，进而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分类扶持，提高扶贫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古人对贫困人口进行综合考察、分类定级、分类扶持的做法，值得今天参考与借鉴。

在扶贫方式上，古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也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可见，古人在扶贫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政府与民间力量配合的重要性。在当代，由政府主导扶贫具有必然性，因为这样能够运用国家的行政力量与财政实力，推动扶贫工作迅速开展。但同时也应注重鼓励和调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通过税费减免等鼓励措施促进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激发贫困地区的发展潜能，推动这些地区由被动“输血”走向主动“造血”。

在扶贫思路上，古人在注重临时性救助的同时，也注重系统性扶持。仍以宋代为例。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如每逢冬春时节，政府一般会向贫民赐钱、赐衣及赈粜，助其过冬和春耕；对于无力抚养子女的贫民，政府向其发放生育补贴；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政府也会免除其部分劳役。虽然这些扶贫实践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做法，但其系统性扶贫理念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考虑致贫之因、脱贫之法，而且需要考虑长久发展之策，在综合考察基础上制定全面的政策体系。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帮助贫困人口从贫困走向小康、从小康走向富裕。一方面，应以摆脱贫困为短期目标，通过开发式扶贫为贫困人口注入发展活力，促使其尽快脱贫；另一方面，应以区域发展为长远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贫困人口提供全面的教育、医疗乃至金融等服务，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