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的历史成因与处置策略

　　漫画张建辉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僵尸企业”成了社会关注的“大热”词汇。之所以“大热”，大约有三点原因：一是国家直面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毫不讳言地提出“僵尸企业”的矛盾与风险，引发社会关注；二是“僵尸企业”是全球性处置难题，中国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并取得成功，大家自然拭目以待；三是“僵尸企业”主要集中于国企领域和部分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改革紧密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格外令人瞩目。本文针对“僵尸企业”的主要特点、历史成因、处置策略和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僵尸企业”的改革和化解贡献智慧。　　　　　　　

概念

“僵尸企业”的四个基本特征

什么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定义有学术性和管理性两个权威版本。学术性定义是由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来的，他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管理性定义则是由工信部副部长冯飞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两个定义的内涵一致，在定量上的表述有一点差异，本文综合两个定义，将其特征表述如下：

一是困难性。“僵尸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或已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受制于市场环境、企业生产条件和产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难以具备自我跨越和创新重生的能力。

二是长期性。“僵尸企业”的问题不是当前发生和形成的，在出现停产、半停产之前，已有较长时期经营困难，甚至是连年亏损的情况，资产长期大规模减记、流失，部分企业资不抵债。

三是风险性。对于困难企业，我国是有《破产法》予以处置的，通过破产保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退出机制，并为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效使用创造条件。之所以形成“不破不退”的“僵尸”局面，就在于这些企业背后往往牵涉非常复杂的社会稳定问题、职工权益问题和利益纠纷问题。一旦启动破产退出程序，就会刺破风险，导致短期难以处置和应对的矛盾和结果。

四是歧视性。歧视性包括机制性歧视和市场性歧视，机制性歧视是指因为企业功能和所有权差异，导致主要资产持有人和债权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进行管理；市场性歧视是指“僵尸企业”拥有特殊的市场地位，因而获得了重要的垄断性资源，所以无须考虑实际经营状况，仍可保持“不破不退”的局面。比如，部分上市公司因其具备的“壳资源”，就具有这一特点。

弄清楚了“僵尸企业”的特征，我们来看看“僵尸企业”的形成。

成因

市场机制的不足与成功应对的经验

说到“僵尸企业”的形成，从构成层次来看，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力不足，导致企业进入停产、半停产状态；二是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陷入困境或失去自我脱困的能力和条件；三是主要资产持有人或债权人给予了宽松的环境，甚至违背理性提供支持。在我国“僵尸企业”的形成过程中，上述三方面因素都有突出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市场竞争力不足。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加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和理念，产品和服务比较优势不明显，无法抢占市场先机，继而出现产品无市场、经营无利润，连年亏损、债务堆积的情况。从而被市场“抛弃”，成为“僵尸企业”的主要来源。

第二，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企业一旦陷入困境，由于整体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人才资源累积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下，无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服务以及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难以接入新的社会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持续经营困难。

第三，政府或银行的过度保护。面对“僵尸企业”的负累，政府出于政绩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企业倒闭破产，持续利用财政补贴或动员债权银行支持等手段，寄望于风险在短期内不暴露，不断累积的负债和产出效率的下降，最终导致亏损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因此，在应对和解决“僵尸企业”风险的政策体系安排上，也需要在上述三个领域发力，即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有效处置企业资产和债权。1998年，我国曾以国企改革为重点，有效开展了“僵尸企业”的应对和化解。

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略有不同，上一次“僵尸企业”的形成环境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出口需求陡然下降的影响。随着需求端的压力传递到供给端，暴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国企大面积亏损，即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风险。

面对“僵尸企业”迅速增加，市场效率持续下滑的压力，我国政府从1998年起断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和应对举措。主要有：第一，货币政策由“紧”变“中”，要求适度稳健，既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又有效防止信贷失序和物价波动；第二，运用行政手段，推进供给侧改革，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员工；第三，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元；第四，增加企业债务与减少企业负担并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第五，以房改、税改和汇改为三大支柱，全力推进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和动力。

从总体效果来看，上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劳动生产率水平出现显著提升，国企的竞争力也显著加强。当然，改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仅1998年和1999年两年，国企就业人数就下降约2200万。在财力紧张、风险巨大的背景下，许多国企职工为改革作出了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