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则西事件看社会舆情传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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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笔者参加了一个由北京传播领域教授们组织的恳谈会。主题只有一个，即：从魏则西事件看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与规律。下面是笔者所作的笔记，公布出来，供社会检讨。由于未征得发言者审阅，故省去发言者姓名，请读者谅解。

主持人开宗明义，点明会议的主旨。

他说：今天请各位来，主要是想围绕近日社会热议的魏则西事件，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新媒体时代舆情传播的特点与规律。如同许多社会热点问题一样，这次魏则西事件，再次为我们观察新媒体、自媒体时代舆情生成、传播、扩散乃至固化的特点与规律，提供了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因此，这次会议不谈论魏则西事件本身。事件本身所涉及的问题，一则我们不掌握具体材料，一旦谈起来，恐有放空炮之虞；二则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组成调查组，相信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给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各位都是传播学领域的专家，所以这次会议的分析对象，是由魏则西事件所引发的舆情状况。这些天，相关舆情已经发酵得比较充分。换言之，供诸位评点的资料已经够充足。这样，诸位的观察也就具有了客观公正的基础。

主持人接着说：尽管确定了这样的主题，但是，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对青年大学生魏则西的不幸英年早逝深表哀悼之情。一个花样年华的大学生，带着梦想，匆匆而去，这首先对家长与亲属，其次对老师、同学，再次对社会，都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事情。善良的人们对此表达同情，对一些互联网公司以及医院表示愤慨，不仅值得理解，而且表明，我们的社会充满向善之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向善之心，对任何事情都冷漠以对，那才可怕。应该透过舆情，看到我们民众的向善之心，看到我们民众孕育于内心最深处的良善与慈悲。其他种种，我以为应当放在这个前提下来观察。至于学者，仅仅具有良善与慈悲之心却是不够的，而是更应该具备理性的态度和理性地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普通民众或许可以在良善与慈悲心的基础上闹情绪，说些过激话，学者则不应该。学者的本分，是既要慈悲为怀，也要理性地分析问题，给出积极的应答，并尽力对民众予以正确引导，告知民众：我们不仅需要拥有一颗悲悯的良心，还应把慈悲之心理性地进行表达。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主持人致辞完毕，W先生首先发言。

他说：分析舆情，人们首先感觉到，并且感受最深的，显然是舆情当中所夹杂的情绪。每次舆情事件发生（无论大小），都必然夹杂着情绪，也就是非理性的成分。如果讲特点与规律，恐怕这就是最大的特点与规律。刚才主持人将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与人们的向善之心挂钩，我认为有道理。正因为老百姓普遍具有向善之心，所以一旦碰到不善的事情（确切地说是不善的信息），才会跳起来。要知道，有向善之心，未必有理性修养。魏则西事件舆情所形成的核心一点，就是向老百姓传达了极其不善的信息，因而刺激了百姓们良善的心，由此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或张力。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就形不成社会性的舆情。

上面所说的情况，我想大家都有共同感受。但是，深入分析，会发现在舆情生成的过程中，还会产生三个具有必然连带性的特点。

第一，当良善之心以非理性化态度表达的时候，公正性必然会旁落。本来，人们抱着一个良善的目的对事件发表评论，但由于沿着情绪化的线路演化，而且愈演愈烈，因而被批评的对象，便带有必然性地会受到不公正对待。最典型的表现，是被剥夺话语权，而且是越描越黑。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单向舆论公审，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双向诉讼辩论，因此没有申辩的权利。这次魏则西事件，我认为福建省的莆田便被污名化了。“莆田”似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莆田的实际是不是这样呢？我想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认定。但是，在一边倒的舆情氛围中，莆田的“好”会被遮蔽。而且，不但会被遮蔽，还完全不允许别人去触及。这样，出发点的高尚便成为了一切，甚至由此而带来的新的伤害，似乎也都是“合理”乃至“高尚”的了。

第二，舆情向非理性化演化的过程，既具有自然行程的一面，也具有受到利益驱动的人为的一面。深入分析舆情参与人群的构成，会发现明显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基础的层次，是普通大众。普通大众参与舆情，完全没有自私自利的诉求，而是要表达良善之心，并且希望驱动社会向善发展。单纯由他们所构成的舆情曲线，具有自然行程的基本特征。第二个层次，是有实际利益诉求的层次。他们希望借助于舆情来赚钱。无论是赚取点击率，还是赚取发行量，抑或为赚钱眼球，总之是为赚钱。这个层次，往往与某种特定产业关系紧密，他们在自然行程的基础上，增加人为的因素与份额。第三个层次，是有实际价值诉求的层次。他们不完全是为赚钱，而是有意利用某个突发舆情表达价值诉求，正可谓“别有怀抱”。这个层次，一般是中外呼应的，在相互呼应中形成“合力”，并再次在自然行程的基础上增添人为的力度与份额。应该指出，后两个层次，只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是负面意义上的“明眼人”。他们很清楚社会舆情生成以后，会伴随着情绪化的非理性因素，但故意将其向“闹得越大越好”的方向引导。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不善”，并通过利用“善”来达到“不善”。

第三，在利益势力驱动下，舆情与舆情对象之间，必然会不对等、不对称。这样就会愈加强化舆情中的非理性成分。过去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叫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里不妨借用一下。社会舆情在有心人士、意见领袖、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等等的驱动下，却绝不是什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是有一分证据说十分话、几十分话，甚至于没有证据也可以说十分话、几十分话。最后，事情本身的真实面目、是非曲直都完全不重要了，“说话便是一切”“说什么都有理”才最重要。这次事件所涉及的“莆田”以及所谓“莆田系”，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其来龙去脉，但这丝毫不妨碍一些人对其口诛笔伐，将其打为彻头彻尾的“反派”。在“不善”之人的忽悠下，大多数人类似于行为上的“趁淘笑”，除了发泄，还是发泄。不善之人所以能忽悠大众，就在于他们很会利用普通民众之善的盲目性，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做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的事情。

这是社会舆情生成演化的基本特点。这一分析，受到恩格斯关于“合力论”论述的启发。

W先生发言后，L先生发言。

他说：我注意到W先生刚才说，老百姓直接碰到的，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事情，不如说是关于这个具体事情的信息。既然碰到的是信息，而非事情本身，那么，所谓形成“社会性的单向舆论公审，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双向诉讼辩论”也就具有必然性了。信息被有心人士一加工、二加工、反复加工，当然会走样儿。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确实出问题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确实出了问题，既然鸡蛋确实出现了裂缝，那就不能怪人家来说三道四，不能怪苍蝇来叮。

但是，我并非不同意W先生的分析。主持人已经讲了这次会议的立意。我认为很好。既然是开会，那理所当然，就不应该顺着目前的社会舆情讲废话，而是要力求讲一点新意，讲一点理性公正的话，讲一些社会舆情应该顾及而有意无意忽略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学者的本分，是我们应该对社会公众尽的一分积极的责任。

就拿所谓莆田系医院来说，第一，我相信它确有问题，但我绝不相信它一无是处。第二，无论它存在多少问题，都不能一棍子打翻满船人，由此而把莆田污名化，把整个民营医院污名化，把医疗改革污名化。我们评价莆田系医院，要坚持两点。第一是发展的眼光。如果它一点好事不做，或者说主要地不是做好事，我相信它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第二，要用唯物辩证的眼光对它进行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分清主流和支流。古人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我们不能依这样的标准去要求老百姓，但应该用这样的标准去考量学者，衡量记者。

面对问题，唯一正确的途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杀头治斜眼”。是什么范围、什么性质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什么性质基础上解决，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但社会舆情是不理会这些的。特别是有些媒体和记者，明明懂得这个道理，却不依此规去做。他们故意迎合社会舆情中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元素，因此又助长了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趋向。大家看目前一些新旧媒体上关于莆田系医院的各种所谓的统计表格、名单、采访、调查等等，都是一边倒的。难道他们不晓得莆田系医院也治好过许多病人吗？当然不是，但他们依然单作负面文章，而且脱离时代背景、脱离大环境地作单向文章。这显然是在利用普通大众的善良之心。学者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过，我也看到有些舆情已经对莆田系医院鸣不平，我认为这样的意见，应该倾听。

X先生接着L先生发言。

他说：其实，“莆田系”这个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有的媒体还用了“莆田系医帮”的字眼，那就更不合适了。这两个词，都带有明显的负面价值隐喻。特别是那个“帮”字，隐隐地让人联想到“黑帮”。通过这样精心选择的字眼，向读者暗示了什么呢？显然透露了写作者的预设立场和引领性动机。

分析舆情，社会性视角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忽略第二位的视角，那就是文本分析的视角。你看一看关于所谓“莆田系”的公开报道，看一看写作者采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选择了什么字眼，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之所以采用这样而非那样的修辞法，无非还是出于阅读效果，也就是社会效果的考虑。至于说这社会效果是向着实事求是的方向引领，还是向着哗众取宠的方向引领，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看到一篇公开发表的报道，不仅直呼“莆田系医帮”，而且刻意渲染莆田一些村子里“豪宅林立”“别墅醒目”云云，虽然没有明说这些“豪宅”都是非法建筑，却暗示这些“豪宅”中藏着罪恶，似乎全是坑蒙拐骗来的。这篇报道还刻意放大莆田有什么“四大家族”，在行文中采用“势力”“家族”“土豪”“带头大哥”“敛财之道”“掌控”等字眼，真让人毛骨悚然，浮想联翩。可回头再看，才发现它除了噱头，什么实际内容都没有。这是旧时代新闻记者的痼疾，是最坏的新闻写作。诸位都是新闻界的老手，当然知道这一点。

这篇报道还说，莆田系是中国医疗史上最独特的群体，它究竟有哪些产业，谁也说不清。莆田系“经营不仅神秘，而且彼此关系复杂”“搞不清这群富豪，他们到底藏捏了什么”。这真是非常奇怪的逻辑。既然说不清、搞不清，那你又说它做什么呢？记者的职责，不就是应该搞清、说清吗？依靠模糊不清的东西博取读者眼球，与标题党一样，同样是社会性舆情的一个特点。

显然，这是通过污名化莆田系，来把整个莆田污名化。不是有媒体采用了“莆田土壤”“邪恶故事”这样的字眼吗？那是什么土壤呢？自然是邪恶的土壤。在这样的言论氛围里，莆田人自然也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难怪有网友说，这次莆田所遭遇的乃是所谓“舆论围定”。“舆论围定”这个词，同样点出了社会舆情的特点。这种情况，与法治思维格格不入。

X先生讲完后，又有几位先生发言。最后，主持人作总结。

他说：莆田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不过，看了些资料，知道那是个很古老的地方，出过不少名人，是李嘉诚先生的故乡。虽然没有去过莆田，但到过福州，参加过几次直接讨论“闽文化”的学术会议。总的感觉是，福建这个地方文化非常发达。严复、陈衍都是福建人。闽越文化原本就源远流长，而且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重商文化交叉在一起，构筑了固守传统与开拓进取兼并，坚持特性与包容并蓄俱备的特点。一般认为，福建人既敢于犯难冒险、一往无前地向外开拓，又心系故里，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很强。他们敢于走向世界，四海为家，可又时时处处宁死不渝地建设乡邦。他们既能吸收、包容世界上的好东西，又特别重视文脉传承、固守传统。这个特点，总让我想到广东的五邑。人们很少听到福建人抱怨什么，但非常能吃苦，认准一条路，一门心思地埋头苦干。所以，至少在我们北方人看来，福建人属于实干家，不太善于言讲，所谓“讷于言”吧。我总想，你要是想听“脱口秀”，就不能到福建去，因为那里似乎很少有巧舌如簧的人。因此，在这个舆情激荡的时代，不会打嘴仗的福建人难免会吃亏。

不过，我相信，尽管社会舆情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内在属性，但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坚持理性原则，以善待善，积极引领，社会舆情总会慢慢减少非理性的东西，增加理性的东西，最终与法治思维接轨。就此而言，我相信如同全国各地一样，莆田的明天会更美好，福建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