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谈到宣传工作时,曾提出“时度效”的概念。说到底,效果是第一位的。放在治理中看,处理一事时即便合理合法合规,也需要考虑其效果与影响。这怎么判定?还是要从舆情中看,从民意中看。 人大硕士、刚出生两周的女儿、警察、嫖娼、死亡……当这些要素“集齐”,一件事不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都很难。没错,说的就是最近几天备受关注的“雷洋死亡事件”。抛开案件的种种细节不谈,此事之所以能够引爆舆论,根本上就在于,它击中了这个社会紧绷的那一根弦。 考入名牌大学,进入事业单位,工作安稳,买房成家,生儿育女……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意外”让生命戛然而止,恐怕雷洋也与千万个你我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一路向前。传言说这个年轻人正准备换个学区房,虽然不知真假,但生活的艰难、未来的希望,却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弦。 “代入感”,是理解这一事件背后复杂心态的一个关键词。“理解之同情”,会伴随着一种感同身受,这正是公众为什么执着于对雷洋死亡真相的追问,执着于对执法记录、手机信息的深度还原。的确,如果这样一个有着正常甚至是向好人生的年轻人,会遭遇此种不幸,那更多人难免会担心自己的处境。 其实,最近几起引来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莫不是以类似的情绪切入舆论场。大学生魏则西去世,对百度和莆田系的关注,源于对自身信息获取权、生命健康权的关注;医生陈仲伟遇害,同业、市民和网民的集体悼念,指向每个人都可能会去的诊疗身体与精神疾病的地方。当年温州动车事件后,就有人指出,这一事故引发的其实是公众的集体焦虑:急剧转型的社会,难免会让人觉得脚下是一块浮冰。 有人判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涉及普通人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报道,可能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传播热点”。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如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也一样。当更多人凭借自身努力打拼来一个更好的生活、当更多人在信息时代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一旦被剥夺、被损害,激起的浪花很可能会超过以往。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管理者们需要更多思考。习近平在谈到宣传工作时,曾提出“时度效”的概念。说到底,效果是第一位的。放在治理中看,处理一事时即便合理合法合规,也需要考虑其效果与影响。这怎么判定?还是要从舆情中看,从民意中看。舆论审判不可行,但执法司法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却也不能不考虑舆论的因素。如此,方能更好地理顺情绪、疏导焦虑。 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的一个主调。改革的目的,是让公众有“获得感”。有“获得”,就更不能让公众患得患失。一个稳定的预期,无疑至关重要。雷洋死亡事件,或许就在这个角度上触动了千万人的心弦,成为一个偶然发生的标志性事件。 而说回到事件本身,公众需要质疑,也需要排除偏见;面对质疑,警方需要回应,更需要给出完整真相。质疑—回应—再质疑—再回应,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求取真相。而在最终的结果到来之前,公众不妨给真相一点时间,事件调查者也要更多一些诚意,重证据,讲道理,有问必答,说服公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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