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纷争遮蔽电影的真正意义

前段时间，知名制片人方励为电影《百鸟朝凤》“跪求排片”引发舆论哗然，也令不少电影人感慨万千。笔者以为，在这个事件中，应该把观众对电影的口碑和跪求事件分开讨论，更不要继续对“跪求票房”加以嘲笑和讽刺，以免遮蔽了电影的真实意义。倒是院线所把持的强势话语和绝对裁判权，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百鸟朝凤》的叙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种绵延千年的文化和时代传习的匠艺，伴随着它所捍卫的礼仪习俗在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漩涡中骤然土崩瓦解，由此带来了唢呐乐师个体命运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并由此引出对中国人群体性文化信仰背叛的反思。在笔者看来，这种群体性无意识对包括唢呐在内的文化信仰的背叛，在中国社会是一种潜在的、普遍的、无声无息的历史性蜕变。

然而，一位寄寓深邃主旨的严肃电影遭到冷遇，一位坚守传统叙事的导演离世，继而因为“跪求”事件的触发，在极短的时间内由观众的好评而推动了票房的逆转，一时间各种不同的声音纷纷介入。有人说它“老套”，有人说“用下跪来炒作”，有人说“这种电影不要走大电影的路子”，有人说“不要因尊重逝者而过高推崇一部电影”，由此导致了一场文化观念和价值诉求的较量和博弈。

其实，不断升温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完全脱离了电影本身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甚至把这部电影真正的当代意义和至关重要的悲剧意义给遮蔽了。我们不妨思考，为什么《百鸟朝凤》试图挽回一些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也变得格外困难？为什么电影拍摄完成两年之后才有机会首映？为什么我们的院线不给这样的电影排片？从它诞生到首映的两年间，遭遇了电影节的冷遇、电影人的集体淡漠，这难道不是另外一重意义上对人文电影的疏离和背叛？

“跪求”和电影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跪求”之前，吴天明的电影已经拍出，但学界和院线集体性先验的论断，宣判了这部电影的死刑。两年的搁置，“跪求”只是以极端方式赢得了一次让电影在观众中发酵的机会。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百鸟朝凤》能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跻身院线吗？这是对院线主导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个体性反抗。“跪求”是无法让一部劣质电影在几周内迅速累积口碑的，“跪求”只是以一种极端无奈的、非理性的方式为一部优秀的电影去争取面对观众的可能性。这一事件的可悲不在于“跪求者的卑微姿态”，而是“审判者的冷酷面目”。

《百鸟朝凤》票房的逆转虽然与“跪求”事件有关，但最终打动观众的还是电影本身。在北大百年讲堂，演出前半程观众会意的笑声多达50多次，到了电影后半程，观众中有不少老人和孩子一直在流泪。老人和孩子是最质朴的观众，他们不会撒谎和作秀。笔者深感，如果一部电影能够在世道人心中赢得共鸣，让人们获得真挚而又高尚的体验和精神世界的净化，是一个电影人莫大的幸福。

21世纪赋予中国电影人的使命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美学精神。中国电影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还需从中国民族文化和艺术中汲取养分，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体系、美学话语。从这个层面来看，作为一部具有民族精神追求和文化担当的电影，《百鸟朝凤》应该在这个时代被严肃地追认，并确证它的当代意义。但愿这部电影能打开一个豁口，透进来一股独立的人文精神，吹起滋养电影文化品格的长风。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