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到超市“偷鸡腿”就合理了吗？

这一次的剧情反转，很多人从情感上不太接受：一点杂粮、一个鸡腿还有两本儿童读物，这是5月31日一起超市盗窃案的所有被盗物品。嫌疑人是一位80后妈妈刘女士，这一切只是为了生病的孩子。“最心酸的儿童节礼物”几乎感动了所有人，短短两个多小时，公益捐款就超过了30万元。

然后就是有媒体白描了另外的真相：当时刘女士的偷窃行为并没有被监控拍下。但店员能及时发现并报警，是因为刘女士之前，曾多次涉嫌在店里实施偷窃。用超市营业员的话说，“她已经到我们超市两到三次了，之前我看她在我们超市拿的白糖，拿的什么东西，我就没逮她。”

画风逆转，世态纷繁。“最心酸的儿童节礼物”与“最伟大的母亲”之间，显然没有臆想的逻辑关联。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事件起承转合后的舆情“网意”：有人说，“都是被逼的，说真的，要是惯偷肯定偷值钱的”；还有人说，“怎么反转了？没看人家偷的是白糖和菜吗？因为老公跑了，她一个带生病的女儿，那种金钱和生存的压力是你们能体会的吗？”更有人断论，“这超市员工是要逼死人啊”……这些饱蘸情绪的捣糨糊式言论，将一个生动而现实的母亲，活生生逼上了道德的神龛。

一个“惯偷”，不等于不是好母亲；而扶困救弱，不等于连僭越底线的糊涂都当了恩赐。基于制度的反思，基于人性的悲悯，基于秩序的理性——在公共事件上，需要的是清清爽爽的“独唱”，而不是拉拉扯扯的“和声”。

孩子的大病救助，是制度亟待兜底的事。根据此前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仅在去年6月至今年5月期间，各部门就共计出台30项文件以促进儿童福利。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在儿童节连个鸡腿都吃不到？为什么有的孩子上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爬天梯？用句时髦的话说，孩子们的获得感，恐怕才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底线。而对于这样一个母亲，道德攻击固然有点不人道，但基于公序良俗之上的诘责，也是负责任的态度。偷东西就是偷东西，就像刻章救妻的故事一样，不能一善遮百丑。

不能说，因为孩子亟待拯救、因为人生际遇悲苦，“逼”上超市，就有了无上的理由。私力救济的边界在哪里？生存权益的底线在何处？这都是些严肃的议题，不能靠想当然的情感推论来搅和。刘女士的低保，新农合的报销，在相对天价的医药费面前，确实可能是杯水车薪。但问题是：制度的BUG与制度不作为，并不是一回事。救孩子，不能不择手段，违法就是违法，如果“偷鸡腿”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言，那么，法律就成了“糊涂蛋”，最后，受损的还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细节的落差，令人唏嘘。我们不做“道德卫士”，但也不该在是非标准上如此“网开一面”。不然，更多在大医院连铺位都租不起的母亲，会不会群起而效仿呢？更重要的是，“偷鸡腿”的母亲固然让人心疼，在超市打工的老阿姨，也不是强势群体——如果后者因为失窃而遭“罚赔”，莫非就是活该、就是应该的？

一句话，救孩子、体谅母亲，与谴责偷盗行为，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