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看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进入2016年以来，国内学界和政策界围绕着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国外，商业和投资机构纷纷预测我国经济将进入长期低速增长时期，时刻准备做空中国。在这个节点上，如何保持国内外市场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是政府在当前施政过程中需要把握好的一个问题。

我国的经济增长减速，既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也有周期性因素的作用。在结构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增速急剧下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变为内需驱动型，工业生产不再面对一个完全弹性的国际市场，而是要面对一个有限弹性的国内市场，挖掘内生成长的国内需求。与此相对应，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就业和增加值份额双双见顶，服务业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在周期方面，我国自1992年以来经历了三个以七年左右为长度的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1992-1997年和2004-2012年的两个景气上升期和1998-2003年的景气下降期。目前，我国处在2013年以来又一个景气下降期。

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增长速度下降是长期变化，而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增长速度下降是短期变化。我国政府目前实施的调结构和保增长两手抓的经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前的争论集中在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解决这个争论的核心议题是确定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我国的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则结构调整应该多于保增长措施；反之，保增长就要更多地发力。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增长收敛的结果。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采取和一个高收入国家同样的经济政策，则这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将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原因在于它的资本回报率高于高收入国家，因而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更快速度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经济越来越接近发达市场经济，我国的资本积累速度非常高，因而实现了很高的增长速度。

经过二十多年的追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但是，按可比价格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强，赶超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投资仍然可以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还因为我国的科技投入迅猛增长，大有赶超发达国家之势。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一半；另外，和美国不同，我国的科技部等部委也发放基础研究经费。就全部研发而言，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每年以0.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突破2.1%，到2020年达到2.5%，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为可喜的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政府的研发投入。华为2015年的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四分之一，数量和比例都是全球最高。华为所在的深圳实现了从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全球创新城市的华丽转身，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楷模。在过去十多年里，我国积累了数额巨大的储蓄，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当前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纷纷把科技投入作为头等大事。可以预计，未来的十至二十年将是我国的科技实力快速上升的时期。

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内也具有强大的收敛潜力。我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增长基本上发生在沿海地区。沿海九省市占全国人口的40%，但占全国出口的80%以上、GDP总量的60%，人均GDP是内陆地区的1.8倍。如果内陆地区能够效法沿海地区，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两个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会变成内陆赶超沿海的巨大潜力。

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内陆地区需要向沿海地区学习，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内陆地区并不缺少高素质人才，一些中心城市（如武汉、西安、重庆、成都）高校和研究机构云集，大学以上人口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内陆地区缺的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唯有转变观念，内陆的人才优势才可能转化为经济实力。

在此基础上，内陆地区可以发挥收敛带来的后发优势，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实现对沿海地区的赶超。沿海地区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内陆地区因为巨大的城市化需求，投资效率未必下降。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亿人”的概念，其中之一就是实现中西部地区一亿人的城市化，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我们要避免盲目和浪费性的投资，但是，只要能够提高生产能力、改善民众福利，我们就不必要反对投资。

在未来的十几年间，内陆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战场。我国巨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允许我们既调整结构，也同时保增长。事实上，沿海地区的结构调整已经在发生，深圳的华丽转型就是一个例子。保增长的任务可以让内陆地区多承担一些。内陆地区的发展不必遍地开花，而是可以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地区，如以武汉为龙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郑州-西安沿线以及成渝平原等。为此，我国需要一个“内陆腾飞”计划，以确保这些中心城市地区的快速和健康发展。实施这个计划，我国整体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恢复到7%以上。（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