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上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再传捷报。在国际TOP500组织刚刚发布的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我国“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荣登冠军宝座，峰值性能达每秒12.5亿亿次，实现了包括处理器在内的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

世界各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竞争激烈，原因是它关乎基础研究、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工程设计与仿真分析、武器研发等，是一种超级工具。中国有了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等于有了一颗世界最强的大脑。正因为如此，美国早就对中国的领先地位坐不住了，先是发誓赶超中国，去年干脆宣布英特尔高性能芯片对中国断供。

在美国芯片断供的情况下，中国研制成功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靠的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神威·太湖之光”是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中心研制成功的，计算技术源于国家在此领域的长期投入与技术积累，国产芯片则仰仗国内的配套能力。只有举国动员之后，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才成功问世。

事实证明，动员全国之力，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瞄准世界前沿，在重大国家工程项目上实现关键性突破。在超级计算机领域，我们的制度优越性至少起到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确定国家目标，二是持续的经费投入，三是通过国家组织实现相关技术、能力的配套与集成。

举国动员之下，选择国家需要突破的战略方向，进行高强度、长期的资源配置，从而使国家获得相关能力并从中得到战略上的好处。对于国家的战略需要，市场很难做到敏感。而且投入往往是巨大的，而回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就只能由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国家不仅资金雄厚，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企业所不具备的动员能力，能够在国内甚至跨国动员各方面智力、技术与配套能力，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仅仅是计算机，诸多领域都有突破性进展，成就有目共睹。比如中国高铁，国家在引进技术并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跻身世界前列。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更是一项国家工程，技术上与美国的GPS比，也堪称“雏凤清于老凤声”。

“集中力量办大事”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过来说，我们也要主动发挥这种优越性。中国要想打破美国波音飞机、欧洲空中巴士的市场垄断，就只能选择“举国体制”，实际上“举国体制”正是中国优势所在。国家PK波音公司并不可耻，如果中国造出大飞机并占领市场，那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国家喝彩。贬低“举国体制”的思维，极其迂腐。

“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也包括社会力量。近几年来，一些重大国家工程项目广泛援引民间资本，吸附了广阔的社会资源，彻底改变了曾经的封闭式研究。明确的国家战略指引下，社会力量在投入国家重大工程领域时，有了更高的积极性。国家课题广泛吸引各科研机构、企业参与，形成多渠道的分工合作机制，有效凝聚了社会创新资源。正是国家与民间、企业、社会的力量，一起构成完整的国家创新行动。“举国体制”可以是国家与民间、企业、社会的力量各司其职，各尽其用，而并非说要国家包打天下。需要国家出手时，自然要由国家出手；但主要由商业法则支配的领域，可能民资民企更有效率。两种力量兼收并蓄，各得其宜，这本身也是一种体制与能力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