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抓“办证难” 右手抓“证明多”

近日，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以后办事办证，对于有关部门可以核实解决的有些事项，就不用再去派出所了。凡再次出现擅自要求群众开具不合理证明导致群众办事难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及时予以纠正并追究责任。

人在“证”途，相信现在不少人不是在办证中，就是在办证的路上，或者正为办证而发愁。一部“证明史”，写下了社会人生百态，寄寓着公众喜怒哀乐。或许若干年后，你会以为“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人还活着”是一种传说，但在当下，它仍然是“坚硬”的现实。

作为一种非人格化文本，证明以颁证机关的公信力来为公民个人信息背书，在陌生人社会不可或缺。否则，信用社会就难以有效运转。证明之过，不在证明本身，而在“证明多”与“办证难”。“多”与“难”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大大拉升公众办证的痛苦指数。

“办证难”，或因部门之间画地为牢，只能靠公众双腿来回跑；或因办事人员“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不把公众疾苦当作一回事；或因雁过拔毛，把出具证明当作一种“生产力”……12部门联合出台的《意见》，通过“谁主管、谁负责”、强化部门协调、推进信息共享、列举办证清单等招数，招招剑指“办证难”。譬如“可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取相关信息的，不再要求群众到公安派出所开具证明”之规定，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大大降低办证的难度系数。

翻过“办证难”，硬币另一面是“证明多”。证明无处不在，就算“办证易”，仍要花费公众大量的成本，时间、金钱与精力等，令人不胜其烦。究其实，一些证明不过是相沿成习、惯性产物，实则可有可无，取消了天也塌不下来；一些证明是“脱裤子放屁”，纯属内耗式瞎折腾，如一些与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证明，权威如身份证、户口本都不行，需要另开证明，就是一种悖论；一些证明根本就是按地方或部门利益随意设置，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对这几类证明，就是要做减法，坚决砍掉不合理、没必要、缺乏法律法规支持的证明，不让公众为不合理的公共服务埋单。假如，身份证中能体现更多公民信息，实现“一证走天下”，许多相关证明都可以省下。

仅有“办证易”还不够，只有“少办证”才能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