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老板关厂买房，再催经济转型发力

微观景象与宏观数据

具有双重警示

时值盛夏，暑热不退，但东南民营制造企业已浸淫数年的寒冬却有进一步降温的趋势。香港《东方日报》22日报道了曾被喻为“世界工厂”的广东东莞市的窘境。不少工厂老板“转型”投资房地产，昔日轰鸣的厂房十室九空。一家灯饰厂老板唐先生跟记者称：他过去最多有上百名员工，还得不时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但如今开厂的收入根本不够给员工发薪水，“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所以他已在广州购置四套物业，只恨没再多买点。

唐老板的个人观感和经济宏观形势颇为一致。今年1到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0%跌到2.1%，单月数据已连续两月负增长。而中国人民银行12日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示：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4636亿元，但购房贷款就高达4575亿元，占了99%以上，非金融企业信贷10年来首现负增长。通俗地说，上个月向银行借钱的基本上都是买房子的，而办实业的人却越来越少。老板们没闲着，都像唐先生般把资金投向房地产了。

有金融业人士强调判断实体经济是否步入困局，宜再做连续3个月的观察方适合判断。然而，我们耳闻目睹的现象更很容易让人担心经济形势会朝着不乐观的方向发展：各地城市房价继续猛涨；增长动力下滑，实业厂家看到同行关张，不是想着借机抢市场，而是自己也寻思退路；境外市场继续低迷，汇市变幻，出口乏力；境内货币发行量则稳定增加。故而两个月后回首感慨现在“杞人忧天”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由于国民经济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故而上述隐忧即便不在近期内爆发，也将始终徘徊不去，值得警醒和尽早采取应对措施。

平心而论，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形势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已经有了较多的评估和对策探索。经济“新常态”便是对当下格局的整体描述，而被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则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总体思路。

然而，实业的持续繁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而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却是各地政府吸食多年的“鸦片”，戒绝不易。急刹“关厂买房”的趋势已然不易，而要恢复实业的旺象，不辍自实业大国向实业强国的转型，同时挤出房地产业巨大的泡沫，更是需要艰苦卓绝、触及灵魂和骨髓的努力。

房地产业：

喧嚣声中等待巨靴落地

近年来，宽松货币政策与对房价上涨的关联越来越明显。所谓的大城市人口增加和年轻人成家的所谓刚需因素，都在资金流动性的海洋面前黯然失色。当过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产时，价格上涨不过是经济规律的表现。三四线城市的投资价值率先崩塌后，局部性的资产稀缺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今年诸批地王均出自银行贷款充裕供应的央企系统，也是同样的道理。

M2货币的源源不断是一个复杂的宏观调控现象。短期刺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交错打出，即便是高层决策者也面临着权衡资产和货币的难题。不过对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任何一个行业而言，当各色人等都无心本业、开始津津乐道其中的发财机会之时，则最危险的时刻恐怕就在眼前。一年多前的股市大崩溃是一个可能还算鲜活的记忆，房地产业尽管仿佛是一个体型更大的不死鸟，但如果不能成为克服规律的奇迹，则只会酿就一场规模更大的灾难。

单纯唱多与唱空并无意义。房地产业的“红火”背后是地方政府对资金的渴求，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经济放缓导致企业所得税下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进一步收紧，但随着民生保障力度等的增强，财政支出又呈只增不减的态势，土地出让金可以吃一时不可吃一世，故而地方财税体制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终将走向对存量房产的每年征税。

之所以房产税尚未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性的难题，如对不同登记系统内存量房产的摸底，但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推行和上海、重庆等地的“空转”试点的经验积累，这一步的到来已渐入倒计时。这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最终普遍遵循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将对房价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涨涨涨的喧嚣声中，这只巨型“靴子”的忽然轰然落地即便不会对房价有立竿见影的冲击，也将通过重新梳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业而发挥作用。把买房视为“一步到位”的投资品种的人们也因此需要有所警觉，在决定资金流向时有所预见。

民间实业：

调整中缔造向上的动因

民间实业当下的逆境一方面固然是被房地产业的短平快来钱机会所磁吸，但另一方面，即便房地产业哪天退潮，实业也不会自动飞腾。发达国家的复苏乏力、我国和东南亚等国的产业升级换代兴替等导致的国际市场订单持续减少，是外部大环境因素，不可勉强。部分低附加值的工厂关停并非绝对坏事，也符合供给侧改革和优胜劣汰的精神，但若是整行业整地区的溃散，就不可轻忽。产业资本的积累需要筚路蓝缕，非朝夕之功，消亡后的重建更非一年一载可得。企业注册资本、工商登记方面的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对企业增量的出现功不可没，但对优质增量企业的维持同样重要。

故在现阶段应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本行业情况做更深入的调研，以便由国家提供必要和有效的扶持民营企业过冬待春的政策。当用工荒和下岗潮交织，就业出现结构性矛盾之际，执行九年的劳动合同法是否需要调整，值得反思；今年上半年，国企投资同比增速比民间固定资产增速高30.8%,“去产能”声势之下，要防止导致效率更高的民营资本被挤出，让它们反而为低效的国有资本让路；政府-私人合作（PPP）应成为利用民营企业较先进灵活的机制盘活国有资本的通途，而非仗势安排民营资本为国企抬轿；民营企业就像寻找阳光和水的植物，只要给予了必要的空间，就能自动生长，银行融资等养分的赋予无需靠行政指令，但真正给企业自我展示勃勃生机的机会，却是必要的前提。

一言以蔽之，要通过结构改革扭转企业家的预期：令他们重拾对于办厂和实业的信心，这样我国才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获得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