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央地财政事权改革的长期效益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一项拆除既得利益樊篱的艰难改革。这项改革最核心的利好是，能够清晰厘定哪一类、哪一级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由哪一级财政负责提供，能解决财政资金使用“一锅粥”的难题，以确保更多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此项改革力争在2019年、最迟在2020年基本完成，形成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清晰框架。（相关报道见A4版）

事权与财权相匹配，财权与财政收入来源相匹配，是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意见》所框定的改革，旨在缓解国内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财政收入来源互不匹配的矛盾，解决因这种不匹配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改革开放前，全国财政只有中央政府一个账本，所有财政支出皆由中央财政包揽。上世纪八十年代，存量收入继续归中央，增量收入地方与中央分成，地方才拥有了部分财权。一些地方为了扩大财权，变着法子隐瞒和藏匿增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地方财权急剧膨胀，中央财权受到很大影响。1994年在全国实施分税制，常年性两大主要税种中的增值税归中央，营业税归地方，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央地分灶吃饭”。

“分灶吃饭”立竿见影，中央财政状况迅及改善，确保了中央集中财力用于全局性建设和投资。进入新世纪后，各级地方须由当地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明显增多，但地方正当的财权并没有相应增加。不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支出，中央要追责，地方百姓不答应，而要扩大“两公”支出，地方财政又捉襟见肘，形成了一种令人苦涩的尴尬和矛盾。

增加“两公”支出是硬性任务，无奈之下，一些地方绕过政府纲纪和法律法规的限制另辟财源，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创收滋生蔓延，越权设立的地方政府基金五花八门，“卖地财政”大力推高房价，仅行政性乱收费一项，最多时全国超过2000余种，搞得企业和百姓苦不堪言，催化出一系列累及市场和社会的后遗症。更严重的是，如此折腾所敛之财，并没有全部用于增加“两公”供给，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行政腐败和社会腐败的“催化剂”，最终落入了一些小团体和个人的腰包。

当财政收入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尚可用“钱”来调和，然而，当财政增幅跌至个位数之后，矛盾与问题就很难再刻意回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要求调整“分税制”，尤其是重新厘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的改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适时启动此项事关全局的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经济结构调整，不光要提升产品档次，最紧迫的任务是减轻企业负担，负担不减，哪来资金提升产品档次？于是，重复征收且产业链条越长、重复征收次数越多的营业税，就必须改为增值税。可“营改增”一搞，“分税制”后归地方的营业税就不复存在，先厘定各级财政事权并赋予相匹配财权的改革，更显得刻不容缓。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重新清晰厘定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为要旨的此项改革，堪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最基础、最关键的改革。

“分税制”实行已整整22年，一些地方、领域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硬化”。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一项拆除既得利益樊篱的艰难改革，改革若能成功，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亿万城乡民众和各类企业。这项改革虽然千头万绪，但最核心的利好是，它能清晰厘定哪一类、哪一级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由哪一级财政负责提供，能解决财政资金使用“一锅粥”的难题，以确保更多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根据《意见》，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重新厘定后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首次用专项法律法规加以固定，并根据财力增长和新增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作动态调整。虽有千难万难，我们仍看好这项改革，更看好这项改革将带来的长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