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玉：从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性

俄作协主席科鲁滨在评论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时直言不讳地说：“作者凸显的只是这种卑鄙的层面，暴露出其倾向性，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不体面的……我要强调，超越政治的诺贝尔奖是不存在的。”翻检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科鲁滨的话大体符合事实，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从字面意义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按照其创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意愿，是要奖给创作了“最富想象之杰作”的人。但是，这一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却演化为按照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人性观、文学观和意识形态进行选择评判，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作品中的思想观点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一致，就算你声名如日中天，也绝不会与诺奖有半丝沾惹。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曾两次被提名，却与诺奖无缘。因为此翁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宗教观、战争观、国家观、政治观，其“是非”颇谬于诺奖评委。再比如高尔基，明显与资本主义世界是两个阵营的人，虽然也多次获提名，但也绝不可能得之。随着世事变迁和冷战世界的形成，诺奖评价标准不仅没有突破原有藩篱，而是更趋保守，更加意识形态化，成为被西方反复利用的政治工具。

在这方面，苏联几个获得诺奖的例子更具说服力。苏联共5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除了肖洛霍夫得到苏联官方认可（但也被斯大林指出有严重错误）外，其他4位都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蒲宁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但蒲宁在苏联却是一个“在政治思想上堕落到腐朽的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白俄分子”，并于1920年流亡法国。苏联对蒲宁获奖定调为：“1933年授予蒲宁诺贝尔奖，同样无助于这位作家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传扬，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至于蒲宁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此不过是个借口而已。”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奖，但苏联将帕斯捷尔纳克评价为“社会主义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1965年肖洛霍夫获奖，这与当时苏联与西方稍加缓和的国际局势有关，也与苏共苏联当年大力推动有关。苏联官方当时这样评价：“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但是，肖氏《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刚出版时，马上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到第四部出版时，争论更加激烈，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只因为肖氏有“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才使他远离国内政治斗争漩涡。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得诺奖，但他在苏联一直受到批判，甚至于在获奖后即被传讯、逮捕、流放。1974年2月，苏联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但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即授予其“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加入美国国籍的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也是被苏联当局当作“麻烦制造者”驱逐出境的。而早在1964年，布罗茨基曾被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可以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其意识形态、搞和平演变的工具。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干脆称诺贝尔奖为“西方集团的奖金”、“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并拒绝领取1964年颁发给他本人的诺奖。　　除苏联作家外，诺贝尔文学奖有时还会“出于支持弱小民族反抗暴政的时局的考虑”，将其授予“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如1905年授予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923年授予爱尔兰诗人叶芝，1939年授予芬兰作家西兰帕。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诺奖的评审标准也更多地关注到文学中的种族、性别、殖民、文化等问题，诸如拉美国家的马尔克斯（诺奖评其为“抵制极权”）、略萨（诺奖评其为“反对独裁者”）等也进入了获奖名单。当然，自诺奖开奖以来所获奖励的110多位作家中，90%都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欧美作家。由此看来，诺奖所标榜的“最富想象之杰作”，并不是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单纯奖项，而是有着一贯的通体浸透着政治色彩的“傲慢和偏见”。透过诺奖评审可以体认到，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区分“敌”“我”的不二法则。当然，诺贝尔文学奖也会奖给个别看似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作者（比如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体现其民主开放性与包容性，但这种“民主开放与包容”已经是通过“内部排他机制”将不同价值观念排斥出去之后的民主开放与包容，其本质首要的就是通过政治手段确定其内部的一致性与排他性。而实际上，包括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不计其数的西方文学奖、电影奖、艺术奖等等，当他们以意识形态眼光扫描非西方世界时，他们所做的那些选择、甄别与定性的工作，就是告诉世界：什么样的作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标准，什么样的作品则必须被排斥。　　三、如何跳出“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怪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此语不啻醍醐灌顶，不知能否警醒那些“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创作者！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实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包括和平奖）开始光顾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对此保持警醒并对文艺自身进行全面检视。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长着一副中国面孔但已移居西方的高行健，有评论称，高不过是西方与中国在“价值与政治的‘领土争端’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1989年和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明目张胆地分别发给了大搞民族分裂的“藏独”头目达赖和疯狂颠覆我国政府的在押犯刘晓波，甚至在刘晓波的获奖词里这样说：“这个奖，发给注定要给赤色中国带来麻烦的中国人……您的工作对于促进人民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使该奖项赤裸裸地沦为西方政击中国的政治工具。难道诺贝尔奖评委会看不到中国近些年来使几亿人口脱贫的巨大成就吗？难道看不到中国2015年宣布裁军30万人这么重大的国际和平诚意吗？如果诺奖真有什么公平正义的话，那和平奖项是不是该授予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呢？由此可见其鲜明的政治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