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玉：从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性

应该看到，中国文艺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大师辈出，鸿篇巨制可观，为现当代中国人塑造民族精神、彰显民族自信、培育共同理想、凝聚共同力量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时期的文艺创作总会呈现一些“历史的反动”，并被一些人鼓吹为文艺的“进步”。比如，一些文艺创作者常常置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与国民精神正能量的发展方向于不顾，他们模仿西方文艺技法，创作符合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下，中国的形象常被定格为破败落后的永恒场景，中国人的形象常被形塑为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丑陋的东方病夫，中国人的行为常被描摹为对性、暴力、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奇形怪象，中国大地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他们的这些做法博得了他们“西方主子”的赞赏，名其为文艺的“进步”，还发给他们这样那样的奖项，使其成为在国内吹嘘的噱头。但于人民而言，哪里有丝毫进步可言？究其本质，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的：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胡编乱写，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等等。因此，我们对西方设置的文艺奖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不能只顾领取奖项而出卖国格和国魂，更不能有意或无意间充当了西方的政治工具。

对诺贝尔文学奖，早在1988年，季羡林就以他对诺奖本质充分了解的睿智批评说：“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迄今为止是否还有一些人在时刻做着迷信诺奖的梦而不愿醒来呢？20世纪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虽然已经终结，但新的冷战似乎时隐时现。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文化、文艺战线的斗争却是更为隐蔽、更加复杂。比如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家们通过不断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在各方面精心策划，持续强化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霸权地位。他们针对具体目标国，通过各种资本输送手段，打造并固化亲西方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精英。美国国内设有奥斯卡（电影）、格莱美（音乐）、托尼（话剧与音乐剧）等国际奖项，由此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艺术评奖标准，引导了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按这个标准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与生产。如果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视角而言，这些都不过是美国推行全球文化霸权的行径而已。

如何跳出“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怪圈？最根本的还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中国作家艺术家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家艺术家的文艺之路就会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堂；否则，只能是越走越狭窄，越走越崩溃。中国的文艺家们头上顶着孕育中华优秀审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璀璨星空，脚下踩着创造中华文明5000年悠久历史的坚实大地，心中内化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价值追求，理应将中国人民、中华大地、中华文明作为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讴歌之，赞誉之，维护之，庚续之，而非虚无之，丑化之，摒弃之，西化之。诚如列宁所言：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文艺创作的目的本应是这样的：从根上来说不是为着获得某个奖去的，而是要锻造一个民族高贵的灵魂、坚贞的信仰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艺术家与人民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这样的关系：人民为艺术提供土壤和养料，使艺术家得到发展；艺术使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和提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就是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也是最为根本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