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事讲排场，源于非理性财富观

近些年，山东结合农村实际，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抓手和重点任务。红白理事会由群众推举出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尚节俭、有一定礼仪特长的人士组成，按照统一标准、流程和仪式，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目前，全省建立起红白理事会8.6万个，覆盖率达到67%。2016年底前，山东全省将普遍建立完善红白理事会。（10月8日《人民日报》）

怕就怕，建立了红白理事会的村庄只是限制了在本村进行了红白事的规模，却无法对本村村民在村庄外举行红白事的规模、排场进行有效约束，其结果就是，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仍然要搞大排场的红白事“逼”到了村庄之外举行——村庄之外是哪里？自然是城镇了。而在城镇举办，排场通常要比在村庄举办更大，花费也会更多，参加的亲朋好友随的份子自然也不能太少。如此一来，很多人的负担反而更大了。

从前，红白事如何操办，很多地方都有自己一贯的传统，大办有大办的办法，简办有简办的办法，亲朋好友随礼也有约定俗成的一定之规，并且随着时代和物价的变化进行着自发的调整。无论是操办中对排场讲究的变化，还是随份子金额的大幅提升，其实都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而这十几年，正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时期。进城不仅让农民的收入获得了很大提升，也让乡村的一些习俗逐渐向城市看齐，红白事的操办和随份子大额化便是其中之一。

问题在于，操办的排场和随份子的金额向城市看齐的同时，农民的收入却仍然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这就导致红白事逐渐成为一些并不富裕的村民不可承受却仍不得不承受之重。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相处，必然会有所比较，甚至是攀比，尤其是在红白事这样的人生、家庭大事上更是如此。实际上，对于乡村来说，最难承受的不是操办红白事时的直接支出，而是彩礼等支出，有些地方甚至还会要求必须在城里买房，否则不肯结婚。这些，也都是城市里的“风俗”影响乡村的结果。

当然，城市里的“风俗”也并非只有讲排场、高彩礼、车房俱全等，“裸婚”的大有人在，白事中树葬、海葬等一切从简的更是比比皆是，但攀比的特点就是只向上看不向下看，只攀高的不攀低的。而由于城市里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很难成立像乡村那样的红白理事会，即使有，也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更需要对红白事进行约束的是城市，只是，在讲排场、讲攀比的源头即城市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比在乡村更难。

快速的财富增长，使得人们手中能够支配的财富有了很大增加，但理性的财富观念却未能随之同步建立，因此，讲排场、讲攀比等对财富的非理性支配便成了必然现象。如何赚钱，考验的是能力，如何花钱，考验的则是理性和智慧。乡村红白事理事会的建立，说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建立一个理性对待财富的社会，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