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无人驾驶车伦理与现实的冲突

无人驾驶汽车在今天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一系列伦理问题尚未解决。例如，当车祸无法避免时应如何取舍？德国梅赛德斯-奔驰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近期给出一个清晰回答：宁撞儿童，也要力保车内人员安全。不过这一编程思路引发争议，就连不少自动驾驶技术的拥趸也表示不安。（新京报 10月16日）

人们都憧憬着遍地无人驾驶车的世界，因为智能能够让人们更舒适的前往目的地，让车辆更安全的行驶。但事实总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如今，无人驾驶汽车要想真正像普通车一样的存在，还面临着伦理、安全性、立法等许多难题。其中“伦理问题”是公众心里最大的心病。而其他一些难题的疏通解决都必须在 “伦理问题”得到较好处理的基础之上，更凸显了解决“伦理问题”的关键性。如此重要的“伦理问题”又必须直面与现实的冲突，而现实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造成了无人驾驶车的现有困境。

“伦理问题”的症结在于车祸无法避免时刻的取舍问题，是伤害他人？还是牺牲车内顾客？对于普通车辆而言，在遇到无法避免的车祸时，相对来说，驾驶员会结合周围整体情况做出更明智的思考和判断，即使真的无法避免伤人，那也属于“意外伤人”，法律会基于实际对驾驶员做出合理的惩罚，不管怎么说，公众的慌张都会落在一个实在并能相对放心的点上。但如果是无人驾驶车，无论是德国这家公司“宁撞儿童，也力保车内人员安全”的编程思路，还是与之相反的思路，却会给以公众难以消除的恐慌。

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哪种思路，都会给公众一种感觉，那就是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让机器来掌握人的生死大权。在假设的这种危险情况下，人没有主观选择的余地，只能面临被汽车智能系统选择的窘境。还有，一旦出现伤亡，谁该负责？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机器？还是创造机器的人？恐怕谁也说不好，这就让人们在出事状况下都找不到真正能落实发泄的点。

显然，人生死的选择权都有可能会被限制，出事后维权保障的权利也呈现弱化状态，这些情况只会加剧公众意识的恐慌，而这种恐慌就是一种现实状态，其的存在反过来会成为“伦理问题”的阻隔，进而与“伦理问题”形成冲突。

不仅如此，这种因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恐慌的现实状态，也有更实际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则更真实，更有冲击力。据报道，目前大约90%的车祸归咎于人为失误，无人驾驶车的创造本身就是在以追求安全性、减少人为车祸伤亡为目标的。可现实是，目前做的几次实验效果都不理想。比如，歌曾在一年多时间中共有49辆无人驾驶汽车在加州道路上进行了测试，在累计完成42.4万英里的行驶里程的同时，发生了341次事故。这活生生的把伦理的纠结验证成了悲惨的实际，让公众更加警惕，更为伦理问题的解决增添了障碍，让伦理与现实的冲突再一次碰撞。

即使已经出现相对安全的无人驾驶汽车，但其仍逃避不了特定状况下的伦理指责。而且，在这种指责下，立法难以通过，公众难以接受，也很难短时间付诸于实际，这又将受到人为车祸数量递增的现实催促，到头来，陷入两难，还是受困于伦理与现实的冲突。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2005年，首辆城市无人驾驶汽车在上海交通大学研制成功，目前，百度也已启动无人驾驶汽车研发计划，可谓如火如荼，谈到这，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与我们的联系了，也需要重视这种伦理与现实的冲突。

当然，要想缓解甚至是去除冲突，除非无人驾驶汽车能具备变通能力，有像人眼和大脑一样好用的传感器，能不能有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伦理的心病不除，无人驾驶车就难以逾越现实的阻隔，无人驾驶车何去何从，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