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群"将添新利器

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从反“四风”起步，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在高压反腐和作风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往往都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问题的缩影，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娱乐化、搞“小圈子”、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凡此种种倘若在党内大行其道，那么，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就难有运转空间、成为摆设。

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认识深化和实践积累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丰富现实经验。例如明确“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通过加强巡视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等等都被实践证明产生了积极成效。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向全党全国示范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应有的方式和状态，例如被媒体报道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等等。毫无疑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会对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党内政治生活做出具体化、程序化的规定，使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更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从而在现实中更能有效落实，在实践中起到应有的效果。

新形势下党内监督应强化可操作性和协调性

同样，围绕党内监督的党内法规建设持续跟进的过程基本上也贯彻了这一原则。一方面，颁布了一些与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相适应的新的党内法规，例如2015年10月18日印发《廉洁自律准则》从正面倡导的角度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同日颁布的被称作“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的《纪律处分条例》则以列出负面清单的方式划出了一条红色的底线；2016年7月8日印发《问责条例》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管党不严、治党不力的问责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对一些与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不相适应的党内法规进行了修订，例如修订了《巡视工作条例》，对巡视工作的原则、机构人员、巡视范围和内容、工作方式和权限、程序等作了更加完善的规范。

可以说，《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既是我党在过去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实践的重要成果，也在实践中为后来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实践的展开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从而对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就在于将源自实践、经实践检验的经验知识及时上升为理论成果，以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认识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良性循环上升。

面对新实践和新形势，《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也越来越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放在今天将从严治党正逐步落实落细的场景下来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许多条款过于原则性，过于抽象和笼统，具体的操作性不强，也就无法达致精准化和细致化。操作性和精细化程度又对规章的约束力具有直接影响。同时，管党治党需要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制度设计，再其他党内监督法规不断出台和修订的背景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修订已经迫在眉睫，可以预见，修订后的《党内监督条例》将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相统一、相衔接，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群众监督相配合、相协调，进而构成更加完备的监督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作者朱峰，系河北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团中央青年之声专家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