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需政府“同甘共苦”

据媒体报道，李克强总理在1月13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的确，我们主要是各种明目的‘费’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

去年，企业“死亡税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宗庆后等著名企业家多次呼吁降低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负担，曹德旺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办厂更是引起轩然大波。而与此同时，也有些部委和学者认为，实际企业宏观税负并不高。宏观税负或有争议，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负担相对过重，这是企业家和官员的基本共识。

争论“税”或“费”意义不是太大，反正对企业而言都是负担，总理一锤定音——要求政府坚持过紧日子，既减税又要降费，为企业减税降费腾出空间，并“让企业有切身感受”，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迫切性，更是给企业家在2017年“撸起袖子干”吃了定心丸。

实际上，税和费只是企业众多制度性成本中的一部分，少数部门个人的寻租、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对企业及企业产权的保护不力或是侵害，给其他合法经营的企业带来给多的交易成本，因为，李克强总理超越税费，在更广义的范围，要求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是切中了企业“降成本”的要害之处，比减税降费更能说到企业及企业家的心坎上。

企业是作为不断“内化”交易费而存在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产生额外的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的数量相当时，企业的边界趋于平衡（不再增长扩大）。

换言之，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方面，是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成本的能力大小，如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外部”交易费用的高低。也就是总理所指出的，企业各种名目的“费”太多，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若是超过企业的“内化”能力，企业家也就放弃“交易”，从而导致企业不在增长扩大，甚至失去企业生存的价值。

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通俗地说，就是除了那些与企业生产经营直接物质成本，如律师、警察、金融制度等的收入，都是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交易费用的范围很广，可以分成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政治型交易费用。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内化”部分市场型交易费用，而管理型交易费用（税费等）、政治型交易费用（反腐败等）则更是是政府“内化”的职责，这也是李克强总理说，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

一国经济并不是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家经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交易费用或者经济运行费用十分高昂。如果经济运行费用是高昂的，那么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政府与其纠结税负高低的名相之争，还不如拿出和企业“同甘共苦”的精神来，切实减税降费、深化改革等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让政府及公职人员“苦”一点、“累”一点，以政府的“共苦”来为企业减负，从而激活企业并促进经济增长。例如本届政府大量推行“五证合一”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注册和登记时间大大缩短，为企业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市场制度是一种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例如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试图取消市场型交易费用，结果管理型、政治型交易费用则大大地增加，改革开放后通过不断的市场化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

基于此，只有强化市场制度，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避免过多介入微观经济运行，通过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用于优化市场型交易成本，并着力控制和减少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成本，才能真正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