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无事酒”只当成个风俗问题

“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份子钱”“‘整酒风’变成了‘整酒疯’，人情债成了还不起的债”……记者近日在重庆、湖南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无事酒”盛行已成为部分地区基层群众难以承受之重。“整酒”陷恶性循环，甚至有低保户拿救助款当礼金。（2月9日人民日报）

整酒成风，负债成疯。

“无事酒”上的花样与套路，简直比脑筋急转弯还要脑洞大开：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迁新居、考大学、过生日都要整桌酒席，下窝猪崽要整酒、买辆新车要整酒，甚至怀孕整“保胎酒”、出狱整“洗心革面酒”。据说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重庆巫溪，一些农民不堪“无事酒”重负，甚至编了顺口溜：年年“整酒”有搞头，两年“整酒”打平手，三年才办冤大头。然而这是个死循环，在礼尚往来的旗号下，谁也不愿当“只出不进”的冤大头。

为了解决“无事酒”的烦恼，各地下手也是蛮狠的。

比如近日，微博网友爆料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在滥办酒席治理过程中采取没收群众饭菜，对事主游街示众等措施，绥阳县官方回应称，没收的饭菜送给了敬老院，锅碗等餐具则返还事主，并未游街示众。再往前看，贵州凯里市也印发了《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一事多办、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河南省栾川县也下发过系列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制度，规定农村每桌不超过150元……不过，这些初心良好的奇葩规定，虽然“速效救心”，却充斥着程序正义上的雀斑，自然也不可能在移风易俗上有治本的神效。

“无事酒”久治难绝，恐怕恰恰是因为很多地方都开错了药方——“无事酒无事酒”，说到底，不是酒出了问题，而是人闲得蛋疼太过“无事”。无事喝两杯、闲着整桌菜，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一年200次左右的酒宴，四五万块钱的份子钱。这些数字里，最值得反思的，也许未必是倾家荡产去赴宴的金钱，而是比之更宝贵的时间。一年365天，倒有大半时间不是在酒席上、就是奔走在赴宴的路上，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在务农做工？如果全村、全县如此，地方经济生态能康健吗？如果这些根子性问题能得以解决，各家各户忙创业、各村各镇创新忙，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思想着办酒宴收钱？

有两个最基本的道理，也是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一则，风俗之根本，在于物质发展水平。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民风民俗的嬗变，有赖于地方经济格局的改观。仅仅靠呼吁、或者道德诘责，很难让文明与文化从天上掉到地上。二则，现实而言，“无事酒”成为顽疾的地方，往往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禁酒的同时，似乎也有必要问问，为什么一年200次左右的“无事酒”，几乎从无发生在北上广或沿海城乡？

无事则生非，无事则摆酒，把“事”的问题解决好了，日子有奔头，生活有指望，“酒瘾”也许才能真的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