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犯罪尽量“不捕不诉”，是更高层次的司法正义

3年前，阿典是一名差点沦为“阶下囚”的失足大学生。3年后，他是一名律师。阿典说，如果不是3年前检察官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他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据了解，近年来，武汉洪山检察院建立健全大学生犯罪不捕、不诉风险评估机制，综合评估决定是否作不予批准逮捕、酌定不起诉处理。五年来共依法决定不批捕68人，不起诉26人，他们全部重返校园，其中5人考上研究生，12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

所谓“大学生犯罪不捕、不诉”，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大学生犯罪，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一律不诉”。

诸如此类的原则其实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一直适用，而武汉洪山检察院只不过是将之具体化和体系化了。以五年为一个统计周期，我们会发现，该检察院在此方面的努力可谓卓有成效。这种“成效”倒并不是说那些不批捕、不起诉的大学生个人取得了多了不起的成就，而是指他们至少都没有重复犯罪、都没有构成新的社会危害。

需要厘清的是，大学生犯罪不捕、不诉，本质上只是司法部门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一种理性决策，其并没有超越现有的法律框架及其程序要求。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可以不予起诉；另外，依照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检察官有权根据起诉便宜主义舍弃自己拥有的诉权而决定不起诉——当然，这同样仅适用于“情节轻微的犯罪”。现实中，大学生犯罪不捕、不诉，大致都根源于此。

事实上，非但是处理大学生犯罪，而今刑罚轻缓化、“宽严相济”已然成为司法实践的大趋势，这与过去轻罪重罚的重刑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一司法新变化，之所以在大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自然也有其道理。一方面，大多数“失足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其犯罪更多是受环境影响，主观恶性不深，存在较强的可塑性和成长性；另一方面，从过往案例来看，轻易将大学生定罪判刑，很容易造成其日后回归社会困难、重复犯罪概率高企，这相当于无形间推高了公共风险和社会成本。

除了“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一律不诉”，针对大学生犯罪，各地的司法部门还摸索出了一系列的人性化救济制度。比如说前科保密和删除制度、羁押必要性评估制度、不起诉跟踪回访制度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谋求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想见的是，当一个轻微犯罪的大学生被草率地认定是罪犯，他们便很可能陷入一种“自证预言”的危险陷阱之中，继而果真会变得极具主观恶意、攻击性和破坏性。也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循环，法律方才展现了更多的善意和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