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解应该兼蓄民间调解之长

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试点，规定可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并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律所设立“调解工作室”，将接受当事人申请调解作为一项律师业务开展，同时可以承接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

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传统社会一直有着调解的舞台。拿传统乡村来说，“鸡犬之声相闻”，邻里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消融，很有可能上升对立化、冲突化。这时候，德高望重的乡贤往往会站出来，充当调解角色。随着传统乡村权威体系演变，调解角色也由传统乡贤让位于村组干部。这些民间“调解员”，往往被称为“和事佬”，对乡村治理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带来了进步，但也忽视和消融了一些传统。传统乡村调解，就在不经意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构。不过现在，对于民间调解的重视又开始了。在乡村干部调解的基础上，一些地方还构建了义务调解机制，由一些既有一定知识又有一定热情的人担当“和事佬”。民间调解的存在，特别是和农村自治体系内组织调解的融合，对于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几年，我去扬州一个镇采访，就对他们组织民间调解的做法感触很深。这个镇构建了民间调解机制，把德高望重的乡贤组织起来，让他们参与到民间调解中，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和事佬”。其中一个村，镇上司法所长退休后回到了村里，建立了“调解工作室”，义务承担调解工作。他用热情和知识服务乡亲，做到了小问题不出村。而且，由于他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不仅一些邻里矛盾，就连一些在市场关系中发生的矛盾，也得到了调和与解决。

与传统乡贤相比，律师担任“和事佬”有着自身优势。传统民间调解，主要还是以情感人。矛盾是复杂的，有些矛盾不仅是情感的问题，还涉及到法律的争议，单纯以情感人并非无往而不胜。而律师则不同，他们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视角，正如清华大学教授王亚新所说，律师调解是运用法律专业知识，使当事人认识理解自己在法律上的“强弱”态势，设法帮助双方形成法律框架内利益相互兼容的解决方案。

可以看到，从建设和谐社会角度出发，律师充当“和事佬”，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律师充当“和事佬”，与建设法治国家的方向并不矛盾。律师居中提供“调解服务”，是律师业务范围的拓展，律师调解的过程也是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的过程，还能够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总体上有利于法治社会建设。

律师当“和事佬”有优势，但也不要忽视民间“和事佬”的作用，也不妨学习民间“和事佬”之长。比如在收费上，民间“和事佬”大多是免费，律师调解需要付出一定的精力，适当收费可以，但收费价格不能太高，不能过于把调解当成一门“生意”。在具体调解上，律师拥有法律知识，但“法律不外乎人情”，不能忽视自身人品与威望在调解中的作用，不能忽视以情感人的作用。如果调解只剩下冷冰冰的法律解释，效果必然有限。

建设法治社会，并非否定调解的作用，而是对调解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来看，律师当“和事佬”其实也很不错，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但是，也不能把律师调解与传统民间调解对立起来，律师调解也不妨兼蓄民间调解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