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的哥索钱”是一种道德压力

这几天，西安灞桥区的孟先生有点烦：坐出租车时不慎落下了装有驾照和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司机多方寻找到他，但在归还物品时向他索要了200元。孟先生认为，司机主动归还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实在不可取。

因对出租车司机要钱的行为不满，乘客在拿到失物后，开启了“投诉模式”，不但要求的哥返还索要的200元误工费，还要求其赔礼道歉。只是，无论是从职业管理规范，还是从法律法规条款，都没有相应的限制规定，也意味着，乘客的投诉与要求难以获得支持。虽然不少支持乘客行为的人认为，的哥捡到乘客的东西就应该归还，但是过高的道德要求忽略了个案的具体性以及相对应的权利保护。

的哥捡到乘客的东西应当归还，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其职业道德的约束。相比于普通人而言，出租车司机捡到东西上交或者归还，更具有职业属性的强制性。不过，是出租车司机捡到，还是其他乘客捡到，是主动上交，还是被动上交，是多方奔走还是不闻不问，过程不同在结果上也差异悬殊。就本案来说，的哥在发现其他乘客捡到失物之后，向对方支付了50元钱，并放弃营运多方找寻失主，由此造成了误工损失，索要一定数量的误工费，也自在情理之中。以“职业要求”而否定其索取的正当性，并施以道德压力而让其权利受损，恰是对道德遵循与保护的伤害。

不计回报，不讲成本的道德是最高境界和要求，却也容易成为乌托邦式的虚幻。毕竟，道德的存在与弘扬需要基础性保障，唯有多接地气而非“不食人间烟火”，才有不断传承和传递的基础。捡到失物并主动上交，究竟该不该索取一定的补偿，围绕“有偿失物招领”的讨论已开展多轮，并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即此举不会伤害道德初衷，反而会达到以物质拔高精神的效果。

为了找到失主或者上交，捡得一方会付出一定的代价，除了物质层面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精神层面的激励需求。说句感谢是一个方面，给予有偿失物招领又是另一个方面，两者的结合和融合，能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反之，若是以拾金不昧的最高要求去强制，则会严重打消道德表达的积极性，并最终危及道德释放的活力。当拾物者无以感受到应有的尊严，无以获得奖励式的预期，存于内心的道德认同、敬畏与遵循就会打折。

也正是如此，法律对于拾物者的权利给予了保护，尽管在具体标准上依然模糊，不过在范围上则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再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审议稿则明确，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

在法律已悄然跟进的情况下，个体认识和道德意识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实现从单纯化要求和单方面强调，向权利保护与利益兼顾转变，让彼此受益而非顾此失彼。司机主动归还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索要必要的误工被偿也正当合法，理应获得支持。以“不可取”为名的投诉实属“不应当”，除了让当事人倍感委屈与不安，也会让其他人望而却步。道德之树要成长，同样离不开阳光的照射和雨露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