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他们把一般性的贫困问题转变为细小的可在实验室运作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并为反贫困的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北京时间10月14日，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最终折桂的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其得奖理由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非凡的贡献。

这里面，埃斯特·迪弗洛教授是继我的学术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之后，第二位获得诺奖女性的经济学家，这难能可贵。

三位获奖教授创造多项纪录

这三位得奖教授有很多共同点：首先，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且都在美国的学术之都波士顿，其中两位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位在哈佛大学工作。

其次，都非常年轻。女教授迪弗洛最为年轻，还不到47周岁。其他两位一位58岁，一位55岁。历史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的得主是肯尼斯·阿罗，他获奖的时候才51岁，大部分学者获奖时都已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了。我的学术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得奖时，也已经76岁了。现在迪弗洛教授刷新了纪录。

还有，他们都研究反贫困政策。虽然身在全美顶级的大学当教授，但他们的重要贡献并不在于著作等身，也不在于数百篇的论文和大量的引用率，而在于他们对实际的贫困政策实践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往往著作等身不同，他们的著作其实并不多，也不是很学术，没有宏大的理论体系支撑，也没有标志性的可圈可点的学术理论贡献。

正因如此，这三位教授的作品，为中国人所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即使是研究扶贫的人，对他们的作品都了解甚少——毕竟，他们的作品不多，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自然也更少。我能找到的书，就是《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这本书的作者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教授，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本书出版8年后就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作品，可以说创造了历史的先例。

与之相比，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1991年的得奖作品《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是得奖前五六十年写的，即使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其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也是1990年出版后19年才成为得奖作品。

贫穷的本质没那么简单

虽然《贫困的本质》这本书从学院派角度来说，学术贡献未必可圈可点，但它在实践上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他们和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差异是，基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室的实验数据，和在印度等地大量的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为基础，把一般性的贫困问题转变为细小的可在实验室运作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并为反贫困的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比如，作者通过随机田野调查发现，穷人是很穷，连填饱肚子都有困难；但如果穷人们得到慈善机构的粮食补助，他们更可能拿补贴的钱去买电视机、收音机——这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

书中还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避险手段太落后；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认知水平的局限，对不懂的东西有太多偏见。

三位获奖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随机对照实验，他们开创了基于实验的减贫方法——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当然，学界对此也有些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并非是“万用良药”。

但无论如何，《贫困的本质》一书告诉我们，经济学不仅仅是模型化的逻辑，即使发展经济学，也不仅仅是宏大的理论和政策。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现实世界的男男女女，并不是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覆盖得了的。对于经济中心之外的穷乡僻壤的穷人们来说，简单的捐款和赋能，以及相关的扶贫政策，都无法说明什么。

在原始秩序层面理解贫穷的含义

从秩序维度来说，很多扶贫的理论和举措，其实都是以宏大的扩展秩序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它们在宏观方面可能是有效的，但落实到活生生的贫穷问题上，却未必有效，有时候甚至有坏处。

这就需要把反贫困的理论和举措，深入到活生生的原始秩序中去，在原始秩序层面理解贫穷的含义，理解贫困为什么发生，如何消除，如何让穷人能够有效地发展。

《贫困的本质》告诉我们，有时候并不要那么浩大的运动，并不要那么多的投入，只要与原始秩序的问题相匹配，贫困就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迅速消除。即使在过去是贫困顽疾的贫困点，也是如此。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实践也可以给予实证的支持。比如，当前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些短视频扶贫，就有类似的秩序维度的力量。这些平台就是这样挖掘原始秩序贫困信息和数据的技术工具，也是贫困人口利用短视频技术展现自己发展资源的通道。

在这里，扶贫只需要展现资源和努力，然后通过扩展秩序把这些资源和努力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就行。这也正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案例。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