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生”引争议，解题不容易

光明网评论员：“回流生”引争议，解题不容易

光明网评论员：中考放榜季，“回流生”话题在陕西西安引发热议（“回流生”是指户籍在西安，学籍在外地，但又在西安参加考试的考生）。有传言2023年10万西安中考生中有大量回流生，据说这部分考生多来自河南，数量少则1万多至4万。不少西安家长认为，这挤占了生活、工作、学习均在本地家庭本该享有的教育资源。日前，西安市教育局发布声明称，参加2023年中考的回流生为3608名，只占全市报名人数的3.5%。

官方公布的回流生数量和占比，确实与网传的数据有很大差别。但并未平息家长的疑虑。毕竟，如果单纯站在回流生挤占了本地教育资源的角度看，哪怕多一个，可能也要被视为是不公平。

客观说，回流生的政策初衷，是为了方便那些在外随父母就读的陕籍孩子能够有机会回乡考试。这并无不妥。但目前的一种苗头就是，有人借落户门槛降低的机会，将回流生制度的空子利用到了极致，以至于催生出了专门为学生办理回流手续的产业链。这样一来，回流生制度确实承载了超过本意的功能。部分家长对此有意见，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对此，有人认为，应该终结回流生制度，至少也得是提高门槛。这种建议，看起来确实有利于减少一部分人钻空子的机会。但是，这样的解决方式未必真的符合公平。且不说，若“一刀切”地提高回流门槛是否会带来“误伤”，在当前户籍门槛降低乃至彻底取消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以户籍为边界来看待教育资源的分配，本身已引发争议。最近热议的“山河大学”相关话题，就是一种非常直观的反映。

事实上，西安的回流生现象之所以引发特别的关注，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它所相邻的河南，正是高等教育资源的洼地。一部分河南学生利用回流生制度的空子到西安中考、高考，在根本上说其实是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下的一种曲线“自救”。在过去，由于户籍壁垒高筑，这种钻空子的机会不多，但现在，户籍门槛越来越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相邻地区自然很容易形成为了升学而“移民”的现象。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要从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入手。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地方能够努力的范畴——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教育部此前就“山河大学”话题也回应称，将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作注定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指望这个立马解决“回流生”争议，也是不现实的。

很大程度上说，回流生制度在今天引发越来越大的争议，正是户籍制度降低后的一种阶段性烦恼。一方面，户籍门槛降低了，才让更多人可以钻回流生的空子；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降低，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落实得并不彻底，所以也才会有在外读书的孩子必须回乡考试的“刚需”。因此，彻底解决回流生制度带来的争议，还得引入另一种思维，那就是在继续打破人口迁移限制的同时，加快建立起教育资源随人走的分配制度。

同时，看待教育资源的分配，社会也宜有更为开放的思维。事实上，不只是回流生制度引发争议，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快速增长，也引发了城市“土著”与新市民的争议，前者往往认为后者抢了自己的工作，挤占了自己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感受可以理解，但却未必真的有道理，更算不上公平。毕竟，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应该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并享受公平的资源分配。指望某种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来固化资源的分配格局，这本身就是一种前现代思维。更何况，在总人口负增长的今天，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本身也是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城市主动降低户籍门槛“抢人”的动力所在。

说到底，面对“回流生”现象引发的争议，既要看到本地市民的焦虑，也要看到它背后的复杂成因，更要看到当前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大背景，以及在户籍限制越来越弱化之下，传统的教育公平所面临的张力和挑战。一句话，彻底解决回流生争议，并不容易，它还是得依赖于方方面面更彻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