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的虽只是个别人，却让爱国行动蒙羞。

8月19日，深圳有人发起了“抵制日货”行动，但其中个别人借机滋事，把一些市民的日系轿车砸坏。警方证实，4名人员因打砸日系轿车，已被检察院批捕；当时还有个别人员煽动群众冲击警车，警方也已进行调查。

表达爱国，天经地义；但爱国绝不是僭越法律的借口，否则爱国行为，就会异化为违法犯罪。8月19日的行动中，一些人实施的打砸、破坏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毁坏汽车的行为，案值可能突破5000元的刑事立案标准。这次深圳检方批捕的3人，涉嫌的罪名应该是“故意毁坏财产罪”或“寻衅滋事罪”，可能被判处三至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日系车是中国公民的合法财产、劳动所得。这和爱国者的财产一样，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打砸这些财产，并不会对日本政府造成任何损失，倒霉的是自己的同胞。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让人遗憾的是，在之前的2005年、2008年的若干次爱国行动中，都发生过违法的打砸事件。虽然，违法的只是个别人，却让爱国行动蒙羞。“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不懂得“守法是爱国的前提”，难免重蹈覆辙，自酿悲剧。

在日本做出侵犯我主权的行动时，我们当然要亮出自己的态度，但爱国行为应该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因为无论是中国公民的合法私产，还是在华日本人的安全，都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是爱国的应有之义，相反，僭越法律底线的所谓“爱国”行动，只会授人以柄，损害国家形象，是不折不扣的“害国”。

拥护政府的外交行动、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团结自己的同胞，才能形成爱国的堂堂阵列、浩然正气；日本右翼势力才会有所忌惮。爱国切忌走向偏执、违法的歧路，那只会伤害爱国共识。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

当丹羽的声音越来越小，而石原之流的声音越来越响，日本势必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吓唬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偏。

无视中方严正抗议，日本政府内阁会议11日批准“购买”钓鱼岛及其周边两个岛屿所需资金，并与所谓“岛主”签署了购岛协议，在“产权”形式上实现了对钓鱼岛等岛屿的“国有化”。

同一个会议上，日本政府通过对新驻华大使西宫伸一的任命。作为外务省资深外交官，西宫将接替商界人士出身的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丹羽出任大使仅两年，实际上属于被撤换。

丹羽被撤，与钓鱼岛问题直接相关。今年6月，丹羽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对东京都石原慎太郎妄言“购岛”敲响警钟，称此事处理不慎，将给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丹羽因此受到日本官方和民间保守势力的双重抨击，最终黯然离开北京。

丹羽的遭遇，让人联想起中亚古国花剌子模国的信使寓言——凡给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就会被投入虎穴。有了丹羽的前车之鉴，反对“购岛”的理性声音，不仅在日本外交圈内罕有听闻，连对中日关系有深切认识的有识之士也不免缩手缩脚。

然而，事态发展印证了丹羽的预言。日本政府半推半就接过石原抛出的球，借机推动“国有化”，把原本局限于东京都一级政府以及石原个人政治秀引起的风波升格为国家行为，人为扩大事端，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危机。

某种程度看，石原“购岛”也好，日本政府“购岛”也好，自娱自乐成分居多，但正如中国外交部10日晚声明中所警示：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绝非偶然，它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趋向很值得警惕。

概而言之，这是一种理念保守化、言论偏激化、政策好斗化、外交单极化的政治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野田政权的一年间，貌似走上了快车道。

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政坛鸽派代表河野洋平在最新一期《世界》月刊上，提醒世人注意野田政权的“危险性”。他指出，这一年间，媒体把焦点多放在消费税、政局等上面，而在外交安保领域，野田政权静悄悄地干了一些“很危险”的事情，其主导修正的多个法案正在动摇日本“和平国家”的定位，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门槛，在核能利用和宇宙开发利用相关基本法中塞入军事目的，公然讨论修改有关动用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

而这种“危险性”不仅限于野田的民主党政权。最大在野党自民党为下次大选打出的竞选纲领中，赫然就列有“国有化”钓鱼岛、修法动用集体自卫权等条目。以致石原慎太郎11日在记者会上略显得意地表示，等自民党下次夺回政权，我再把“购岛”捐款转交给日本政府。

可以想象，当丹羽的声音越来越小，而石原之流的声音越来越响，日本势必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吓唬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偏。

在花剌子模国，久而久之，再也没有信差敢上报真实但刺耳的信息，花剌子模国最终在自娱自乐中自取灭亡。

但愿丹羽不是最后一个以身饲虎的信使。

与东邻争端，国人可以对国家认同有新高度、对国家利益有新认知、对国家以至国际现实有新认识。

与东邻，那一特定岛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交往和过节儿，现实中隔着一汪大海，争端在所难免，无法避让、不能不争。

争端，领土争端，涉及钓鱼岛，双方都坚持，于是看似无解。只是，先前约定好“搁置”，现在有岛民“挑事”，继而由日本政府“认账”，构成对全体国人挑衅。

对这等岛民和这等岛国政府，不“搁置”也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不再“搁置”，就该善用机会。

日本方面，对钓鱼岛，不认历史、只认现实，因而不认为有争议、有争端，才会有所谓“购岛”和“国有化”；有些日本团体和个人，不觉得国人有意志、有决心，因而不认为会面临强力回应，才会逐步推进“购岛”和“国有化”，同时声言希望双边关系大局“不受影响”。

这等动作，历来如此，玩弄“虚实”，虚以待人、实以利己。

对这等举动，国人理应还以其人之道。虚，意味着少说、少警告、少动怒，该口头让步时口头让步；实，意味着多做、多策划、多行动、多出动，该交涉时交涉，该对峙时对峙，一切以获得实际利益为指针、以长远进取为目标，不遗余力、不惜手段。

过去几十年，钓鱼岛争端，多数时候停留在口头，少数时候由保钓人士付诸行动，以个人身份和象征性举措宣示国家主权。从现在开始，今后一段时期，这一争端或许不再止于口头，而显现为国家之间政策和行为互动：岛民和日本政府有任何动作，国人都会对应，都会采取举措。想象那么一天，任何岛民靠近以至涉足钓鱼岛，都属非法入境，将成为抓捕对象、接受拘押、受到处置……

国与国争端，不应起于情绪，归于情绪；相反，理应始于行动，归于行动。

利益，任何时候、东亚以至世界其他地区任何国家，都维系长远生存和发展。而任何利益，无论个人或国家，似乎都不会天然获得，需要以行动争取。争取利益，仅仅外交，以单一渠道、有限选项，不足以达到目的。

钓鱼岛争端，中国如今不再纯粹动用外交手段。日本政府商议决定以至着手签约“购岛”和“国有化”之际，中国宣布钓鱼岛领海基线，中国海监船抵近钓鱼岛水域。尤其海监船巡航，可望常态、持久。

与东邻争端，不需要就中国每一个步骤形式上的“强硬”或者“软弱”作出判断，而需要就每一个步骤的效果作出决断，就后续步骤和后续效果作出预判。

与东邻争端，国人可以对国家认同有新高度、对国家利益有新认知、对国家以至国际现实有新认识、对国家如何与他国互动有新理解。

9月11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确认了将“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三个岛“收归国有”的方针，并决定从2012财年预备金中拨出２０．５亿日元（约合１．６６亿元人民币）“购岛”，与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订了合同。“收归国有”后，此三岛将由日本海上保安厅进行“管理”。自今年初以来，这场“购岛”闹剧从石原慎太郞的个人行为升级为国家行为，遮羞布终于一滑到底。

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打破了中日之间40年来“搁置争议”的共识，严重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

日本对钓鱼岛垂涎已久。早在19世纪末，便趁中国积贫积弱之时，非法窃占台湾、澎湖列岛等，其中也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理应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之归还中国。然而，其反倒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私相授受的钓鱼岛行政权一步步演变成所谓的“主权”，企图实现延续百年的野心。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取和非法控制，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失去了20年”，去年又遭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打击。举目环顾，东亚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地位进一步下滑，其决策者焦虑感倍增，危机感滋生，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人为制造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周边国家交恶，铸下误判形势的大错。

一是误判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与意志。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有史为凭，有法为据。但日本有人想利用中国将强未强、致力于和平发展之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国内执政地位虚弱为幌子对外示强，企图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的中国，虽一直致力于和平发展，但绝不会以牺牲领土主权为代价，在此问题上，我们寸步不让。

二是误判美国定会为其火中取栗。日本既认为自己是美国“重返”亚洲的重要依靠，又手握与美国的安保条约这一尚方宝剑，试图用钓鱼岛绑架美国。今年4月日本右翼人士石原选择在华盛顿宣布“购岛”，就是要把美国拉下水，让山姆大叔为其冒险行为埋单。其实，只有狗摇尾巴，从来没有尾巴摇狗的道理，想必日本还记得40年前尼克松秘密访华时的“越顶外交”教训。

中国政府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将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制措施，而且绝不手软。已宣布的措施，如：两艘中国海监船11日上午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将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示主权；公布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开展常态化监视监测，等等，是对日本企图将钓鱼岛主权问题固化的重大打击。

中国政府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既体现了成熟克制的理性，也体现了永不动摇的决心。

中日关系处于新的历史关口，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会受限于“韬光养晦”。

钓鱼岛主权之争是一场国家意志的长期较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这次不把日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东亚地区将后患无穷。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领海基线既然是划清主权之举，中国政府也抛开了过去的一些羁绊，而握有更多的主动权，有更多的牌可以出、可以打，诸多宣示“主权存在”的实际行动也就可以顺势而出。

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新华社11日报道，两艘海监船已经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已经制定相关行动计划，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誓主权。昨日，外交部、国防部亦表态，将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自昨日起，中央气象台把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天气预报纳入到国内城市预报中，并在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节目里播出。

短短一天之内，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中国政府密集推出一系列反制举措。从划定领海基线起，即意味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也意味着，今后在钓鱼岛宣示我主权存在的机制，将全面启动、常态化。

领海基线的划定，其意义等于正式从法律上明确钓鱼岛不属于“主权争议”之范畴，不承认任何对抗性主权声索的存在，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形式与任何其他人的“主权谈判”，也意味着上世纪奉行的“主权在我”基础上“把问题先放一放”战略的改变。

从日本的“渐进”路径上看，“国有化”决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仅只是进一步侵犯我主权的其中一道步骤，可以预计，日本还会不断推出更多“有效管理”钓鱼岛的举动。

这次中国政府钓鱼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是对日本侵犯我主权行为的反制，但还不构成“不相称报复”的震慑。实际上，领海基线既然是划清主权之举，中国政府也抛开了过去的一些羁绊，而握有更多的主动权，有更多的牌可以出、可以打，诸多宣示“主权存在”的实际行动也就可以顺势而出。

目前海监部门船只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以及从9月11日起央视气象播报范围扩大到钓鱼岛，是一种“主权宣示”行动，呼应了领海基线之声明。但这些“主权宣示”与事实的“主权存在”还有一些距离，中国应视情势之必要性，定期派遣海监及渔政公务船进入12海里领海区执法，国土及科研部门应登岛架设用于土地监测及科学测量的永久性设施，这些活动才会构成“主权存在”的铁证。

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也突破了中日友好的底线，其不仅无用、无效、徒劳，也低估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和手段。

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玩火行为，已激起国人的强烈不满。这种挑衅，让本就磕磕绊绊、乍暖还寒的中日关系再一次滑入冰点，再一次处在危机边缘，日本政府要为这种退步负全责。这一次，很多同胞都节制着自己的愤怒，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日本政府的抗议，表达“领土寸土不让”的爱国热情。面对异邦的冒犯和挑衅，网上网下，国人空前团结，爱国主义热情高涨。

不过，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口水争议。比如，艺人文章在一个颁奖会上高呼“钓鱼岛是中国的”，在赢得场内观众掌声的同时，也获得场外的一片赞誉。然而，网上也有不同声音。

这种口水和争论，是中国互联网上习惯性的冲突，一事当前，不问说了什么，不问捍卫的是什么，只要自己反对的人在支持，就要反对；只要自己反对的人在反对，就要支持。只有圈子，没有是非，只有意识形态偏见，没有国家利益意识。

有人说，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处处充满争议。大到世界风云，小到吃喝拉撒，任何一条新闻都可以引起中国网民的对骂，都会有左中右的站队表态，吵得不可开交，即使你闲得无聊时随意感慨一句“北京的大白菜比上海的好吃”，也会引发一场喋喋不休的地域口水战。

作为一个有着自由追求但内心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我一直认为，争议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应该有基本共识。我们可以为哪里的大白菜更好吃争得面红耳赤，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应该搁置口水争议。你可以不将内心的爱国热情表白出来，但请尊重那些热情溢于言表的爱国者；你可以对这个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保持异议，保持激烈批判的姿态，但当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应该跟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地与国家同在；你可以不喜欢郭敬明，不爱看文章的表演，但当在国家利益问题上都还原为“中国人”的身份时，起码应该尊重那种爱国热情。

我不太喜欢标签化和立场化，不喜欢对人以左派右派划分立场，但现实中确实有各种观点的分殊和立场的冲突，中国的政治光谱上游离着利益分殊、立场迥异的派别。立场的不同，只是解决问题路径选择的不同，或者责任归咎的不同，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歧见。但左中右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为了国民的福祉，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法律框架和利益底线。也就是说，国家利益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当国家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应该抛弃纷争，而站在一起去捍卫国家利益。

我不太愿意用“爱国”这个字眼来表达我们共同的追求，因为这个词太容易引发争议和搅动情绪，而选择了“国家利益”这个严肃的词。“国家利益”应该是一个国家中不同立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人共同追求的一种价值，是最大公约数。当然，对于国家利益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忽略国家所有的问题，毫无保留地爱这个国家，不批评国家，才是国家利益；也有人认为，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这些问题可以讨论，但国家利益不是任人揉捏随意阐释的面团，当国家利益受到实实在在的具体侵犯时，应该暂时放下各种纷争而一起去捍卫。

领土问题就属于这种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国家利益，日本政府那一系列玩火的行为，就是在侵犯我们的领土。领土问题，必须寸土必争，必须寸步不让。所以，艺人宣示“钓鱼岛是中国的”，以个人的影响力凝聚社会价值，宣示的是国家利益，应该得到尊重。

不仅是钓鱼岛问题，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都应该远离那些习惯性的口水争议，有这种“站在一起”的国家意识和国族情怀。

其实，随着社会的进步，国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已经越来越多元和开放。过去，国家利益在个人利益面前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发生利益冲突时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要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崇高的，个人利益是渺小的，这些理念和大词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如今这个个人权利充分张扬的时代，“集体利益至高无上”已经被大大弱化，“国家利益”也已弱化。追求个人的利益，不要求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什么，但一个底线是，起码不能伤害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应有群起捍卫的共识。我们不提倡国家利益压倒一切，但更反对走向另一种极端，即国家利益虚无论。

世界主义的想象充满浪漫主义的气质，却是虚幻的，“历史的终结”更是自欺欺人的，地球村也只是虚拟的技术想象，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丛林中，需要有国家利益的现实关怀。这一点，“公知”也罢，“五毛”也罢，国家利益面前，应该存小异而求大同。钓鱼岛问题上，我们需要发出同样的声音。

日本政府昨天宣布政府出资“购买”钓鱼岛，完成“国有化”。中国政府昨天做出强烈反应，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无可避免。

昨天我们清楚感觉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被动处境。由于日本“实际控制”着钓鱼岛，对围绕该岛做什么事情有着中方没有的主动性。只要钓鱼岛的这种控制局面不改变，日方在某个时候突然发动挑衅并刺激我们的可能性就将始终存在。

因此，中国这项对日斗争必须以改变钓鱼岛的控制格局为长远目标。愤怒、发狠都没有用，树立并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才是中国人的志气。但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一项艰难而漫长的事业，它要求中国人必须有意志、智慧，还要高度团结。

钓鱼岛的主权不容谈判，日本也不会同中国谈。日本方面“保卫”钓鱼岛的决心和意志也很坚定。这是坚定与坚定的对决，中国人任何“只要出动海军就可解决问题”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钓鱼岛冲突目前表面上在中日之间展开，随着中国压力的提升，美国有可能逐渐走向前台，从而出现中国与美日联盟的对抗格局。要捍卫钓鱼岛主权，中国至少要做这样的最坏打算。

鉴于中国仍处在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会以主动牺牲这个机遇期为赌注，但也不会为死保这个“机遇期”而牺牲领土主权。中国会在二者之间寻求战略的平衡。

只要我们做得足够好，对这种平衡的追求就不是解决领土问题的负担，而只会帮我们源源不断获得制服对手的手段。

总体上说，现在未必就是中国同争议国家“彻底解决”领土问题的最佳时机，因为中国现在的国力处于快速上升中，而当下又是中国被美国等西方力量“看得最紧”的时候，中国现有力量对于突破并压制这种“盯防”，创造对中国最有利的领土谈判环境还远远不够。现在搞“彻底解决”，中国吃亏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一是对所有海上领土的法理主权坚持，二是扩大对其他国家占领并宣称是它们“固有领土”的争议性。在做好这两点的基础上，中国要抓住每一个大小机遇，不断在对这些争议岛屿的控制权方面往前推。

在这当中中国应坚决奉行以下原则。一是不能怕事。宣示主权只要发外交声明就可以，是最容易做的。保持并扩大争议都必须有行动，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些行动就是民间保钓，组织渔船前往作业，中国执法船越来越频密的巡航等等。随着日方控制行为的加码，我们的行动也要不断升级。

扩大争议做多了，就有效削弱了对方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遇到特殊时机，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实现或完全实行我方的控制。黄岩岛就是成功的一例。

中国在钓鱼岛面对的对手不同于南沙诸岛，日本对钓鱼岛控制很严密，但也决非无懈可击。中国与其争夺钓鱼岛控制权的斗争应非常坚决，我们派去的执法船应越来越强，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应在钓鱼岛海域不断反映出来。与日本不是斗一天两天，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需要不断压到钓鱼岛上。

钓鱼岛跑不了，衰落的日本最终守不住它，它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也是对日斗争可以预见的囊中之物。它作为中国“国有”岛屿的地位不会变。中国收复钓鱼岛过程，就是制服日本这个老牌对手的过程。我们今天的被动是现实，但我们一定会一步步扳回主动，让日本重新感受中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