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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办复旦投毒案的一位警方人士透露,目前这起投毒案件正在审讯中,嫌疑人的动机尚不明晰。网上最新的说法是误杀。寝室里住了3个人,两个广东的闹矛盾,林某投毒要杀的是另一个人,结果黄洋误喝了水。此说法未经官方证实。(4月17日《钱江晚报》)

名牌高校,学生互戕,投毒弑人,情结跌宕……在窥私欲主导的媒体关注下,这几日,《复旦投毒案嫌疑人的谜样人生》等游走在八卦与新闻间的资讯甚嚣尘上。在真相尚未尘埃落定的时候,各种版本的猜测与联想充斥在网络间。关注与关心,其情可谅,而牵强附会的说教与反思,显然无异于在“复旦投毒案”事件上第二次投毒。

校园投毒案确实是中国高校时隐时现的一道暗殇: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北大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重要原因。其中,清华女生朱令,终身致残,而此案至今未破。我们还会想起2004年的马加爵案、扬州大学秋水仙碱投毒事件以及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案。但是,在做出评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事实,否则,一些批评和指责将缺少依据。

目前,复旦投毒案真相还有待掘进,作为关键证据的“N-二甲基亚硝胺”未必一定出自校内,复旦校方称,“有毒化合物并非来自学校实验室,并称网上也可购买”。在这样的背景下,指责剧毒化学品的“校内管理制度”,似乎难免无的放矢的嫌疑。

不少人翻出嫌疑人微博中的只字片语,譬如称受害者为“黄屌丝”,又譬如其最后一条微博称,“有时候挺痛恨这个行业的,名义上叫做医生,但是面对病人,尤其面对那些急切想从这里解决困惑的病人,帮忙总不能帮到底,好比带一个问路者走了一段路,然后跟他说,你找别人帮忙吧”——屌丝之称,可以是挖苦嘲讽,也可以是亲密关系;至于微博上的生活感言,你可以看成是“恨意昭然”,我也可以读出自励之意。僭越司法程序,而对“嫌疑人”以立场先行的理念,去拼凑“铁定有杀人的持久动机”之逻辑。这和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不是一样的路数么?

至于大学生的心理疾患,这固然是真命题,但也不是事事都能与心理不健康扯上关系。有人说,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出的四大“心病”——此事提醒我们关注高校的心理健康问题。只是,没有复旦投毒案,高校心理健康就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如何证明这就是一起“心理案件”?已有证据否决了坊间的所谓“竞争说”、“感情说”,我们何以凭空论断出当事人心理有恙?

一个最浅显的逻辑往往被我们所忽略:抛开身份标签——高校、研究生、医学等,事件还剩下什么呢?真要追问的话,“谁”、“怎样”去杀人,远不如“为什么”更有意义。对生命的轻贱与冷漠,也许比剧毒的化学物质,更凶险。

这世间,空泛的大道理其实最没有道理。历史上一页页的荒谬与不堪,往往多是因为受到隔靴搔痒的道理所蛊惑,刻骨铭心的真相反而显得那么苍茫辽远。复旦投毒案也好,任何公共事件也罢,推理或演绎,总得依托于确凿的是非、明晰的真假之上,轻漫解读,不仅无益于弄清真相,也容易模糊了很多真正值得反思与警醒的地方。

 

没遇打家劫舍,没有刀光剑影,不见淋漓鲜血,只是在自己的宿舍喝了饮水机的水,就失去一条鲜活的生命;从此,复旦大学失去一个医学博士,某个医院失去一个五官科医生,两个已经下岗的父母,失去了含辛茹苦培养起来的已经成才的孝子……

复旦大学医学硕士黄洋被毒杀,是这几天关注度最高的新闻之一。现在,投毒的嫌疑人已被锁定,尽管在警方做出确证之前,我们还不能指认嫌疑人为投毒者,但投毒者究竟为了什么下此狠心,则成为人们的揪心问题。

在我们痛惜一个贫困家庭培育出来的高材生无端逝去时,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同样是高材生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忽略了投毒者的父母实际上也失去了一个儿子。

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双输的结局:受害者失去生命,施害者如果不被判死刑,从社会生命意义上说,至少也是“植物人”。因此,无论是受害者、施害者还是他们的家庭,都是一场灾难,不同的只是受害者得到同情,施害者受到诅咒。

个体生命不仅仅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这两个名校学生从小学到研究生,已经花费了许多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告别社会,连带的输家是整个社会。而惩罚罪犯需要法律成本,那个施害者,还将耗费我们的司法和执法资源。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投毒者把知识变成杀人武器?警方在审案时,必须弄清这个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给我们的父母、学校和社会提供反思的资料。

不过我们目前就能发现,这个投毒者尽管具备杀人的专业知识,却缺少基本的社会常识:如此投毒害人是很难不被警察侦破的,也就是说,是很难逃脱法律惩罚的。害别人同时也在害自己,哪怕有深仇大恨,也不该走上这样害人害己的不归路。

有害人的专业武器,却意识不到这个武器的致命后坐力,这可能是人格的缺陷,但更应该是教育的缺陷。

投毒嫌疑人能从名校到名校,从学士到硕士,还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一路成绩优异,可见智商没有什么问题,但从他投毒害人的行为中,不难看到他的情商、他的其他知识是不健全的。

造成这种不健全的原因在哪里?只要我们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价值观就能发现,成王败寇、胜者生存已成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对胜利者不吝精神物质双奖赏,对败者则吝惜起码的安抚和关怀。在这样的残酷竞赛中,其他的人性人文教育、道德伦理教育、甚至是基本常识教育,都被挤出狭窄的价值空间。

说缺少道德教育,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冤枉”,因为我们从来不缺道德课程。可是那些道德课程除了大而无当的空泛口号外,又有多少接地气接人气的人性关怀和常识展示?从不断涌现的各种雷人雷语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常识匮乏和价值偏离。

这样的投毒案似乎是个案,不具普泛意义,但它绝不是孤案。199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被投毒;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王小龙用铊盐向同学投毒;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常某同样用铊盐向三位同学投毒;2012年,凤冈一学生将高效氟氯氰菊酯农药投放到桶装水内……再加上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等,已经展示了畸形价值观所催生的教育产品链。

有竞争就是输赢,有输赢就有心理失衡,有心理失衡就可能有行为反应……我们的教育如果缺乏专业而细致的价值纠错和人性关怀,那么,变专业知识为杀人武器的案件还将不断发生。(羊城晚报)

2013年4月17日晚8时30分左右,张家港沙洲职业工学院学生符某(男,20岁)持水果刀将在该院短期培训的学员曾某(男,21岁)刺伤。嫌疑人符某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曾某正在医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此案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中。(4月18日 中新网)

该则新闻已经是三天内第四条校园惊悚片。复旦校园投毒案,让之前的“校园铊中毒”记忆重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2010级自动化专业两名同学于宿舍内发生口角,并大动干戈,蒋同学在争执中受伤,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南昌航空大学的腐尸案又让人脖子发凉。校园案件集中爆发有它的偶然性,但人们又无法用“偶然”去抚慰内心的不安。

青葱校园是多少人一生最美好的回忆,栀子花开的季节又有多少人为之感伤。但是这些年发生在校园里的命案,却侵染着校园原本美好的回忆。这些带血的青春,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现在发展成堪比限制级的惊悚片,动辄高科技投毒,要么就是让人发指的腐尸……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天天求“重口味”的毛头小伙,怕也是没有这个心理承受底线。

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复旦某实验室门上的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和南昌航空大学被害人宿舍上的封条。是有多大的仇,竟然必须以夺取对方生命为终止?对于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把这个问题上纲上线的抛给高校的教育体制的话,恐怕结果是见仁见智的。因为即便是在校园氛围让人羡慕的美国,也能上演机枪扫射的人间惨剧。

现在很多人把校园归结于高危领域,如此定位未免有失偏颇。从命案发现来看,校园只是发生地点而已,而倒退来看,以往的种种像家庭因素、负面影响、性格遗传等等,都是在加量累积,到了大学这个阶段,再上迷笛般的青春使然,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无容置疑的是,当今校园的某种氛围,如社会压力过早延伸到校园、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这种双向矛盾也让不少年轻学子找不到方向,迷失了人生。

给青春护航,别指望靠“心灵鸡汤”就能事半功倍的。当下年轻人已经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他们激进、肆意,但却又极度缺乏安全感。要把他们控制在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几乎是不可能。校园血案是世界性的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人心和懵懂的青春是最难揣摩的。但也不能因为难,就放弃防微杜渐。教育者所要做的,不仅有传道授业,还有解惑。

复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被人投毒致死。4月16日,上海公安局文保分局向记者证实,黄洋同寝室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4月13日被警方带走,现已被刑事拘留,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黄洋和涉嫌投毒者林某均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在读研究生。(4月17日现代快报)

据报道,以同届分数第一的成绩刚刚考取五官科方向博士研究生的黄洋,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家庭经济困难。黄洋整个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费用都是自己挣的。2010年,黄洋曾跟随复旦慈善社团“圆梦墨脱”前往西藏墨脱为当地小学支教。品学兼优的复旦研究生黄洋的离去,让人感到悲伤。同室操戈的林某手段之恶劣,让人愤慨。

高校恶性伤害事件,复旦研究生之死不是第一例。早在1994年,清华大学女大学生朱令铊中毒,怀疑同宿舍同学投毒,至今未结案;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为和室友打牌口角,新生不满将舍友及相关同学残忍杀害;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某与同学关系紧张,向同学水杯中投毒,导致3名同学中毒。

同窗之情本是这世上最纯洁的友情之一。同室操戈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邱建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投毒者林某是中国最优秀高等学府的顶尖人才,“只不过过于追求成果、效率,忽视了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互动交流。”邱建新教授的这番话,一语道破天机。

复旦大学研究生之死,暴露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问题,整个社会对“成功”的如痴如狂也难辞其咎。当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特别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显得空泛无力,甚至缺失。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各种媒体上和影视作品中,到处充斥着虚荣、享乐、拜金的幻象,“功成”为第一价值尺度。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丧失了应有的道德底线,宣扬“不择手段地出名就是牛逼”的反道德价值观,少数老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宣扬“不成功不要来见我”的所谓成功哲学。《新周刊》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一个物质丰盛、诗意寡淡的时代,一个盛产亿万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时代,一个“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而人人饮鸩止渴的时代,一个集体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费的时代。

扭曲的价值观甚嚣尘上,无时无刻不在毒害着年轻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

复旦研究生投毒悲剧中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某种程度上都值得同情。同情之余,全社会都要深刻反思: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有没有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给予他们必要的免疫能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当务之急,必须扭转当前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智育轻德育的不良现象,让教育回归求真育人的本真。

从“投毒”疑案的社会反响中,可以看到大学生们在寝室人际关系中的焦虑感。

4月15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通报,该校在读的四川籍医科研究生黄洋身体不适入院。警方介入调查后,在其寝室饮水机检出有毒化合物,并锁定其室友林某有投毒嫌疑。目前,嫌疑人已遭刑拘,而黄洋经抢救无效,于昨日去世。截至昨日夜间,警方尚未给出明确调查结论,目前还不能确定是林某有意投毒害人。

关于此事件各种疑点的争论,在网上已如火如荼。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一些网友对此事件和自身处境的感叹,让人寒毛倒竖,有很多回帖称:“我也曾想干掉过我的室友”;“幸好我杯子随身带,否则早没命了”。这些半真半假的跟帖背后,隐藏着的是大学生们在寝室人际关系中的紧张和焦虑感。

一项调查显示,在12所高校的数万名大学生中,仅四成大学生对寝室关系满意,三成大学生对寝室矛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另有三成则认为,在学校里最不开心的,就是寝室里与室友们相处时产生的矛盾。

教育专家认为,造成大学生寝室关系紧张的原因大致有:年轻人个性比较自我,不习惯别人的生活方式,不善于处理新的人际关系。这些作为人生的新课目,有的人在各种磕碰中逐渐磨合、学习并适应下来。

有的人,虽然不适应,但最终隐忍下来。但还有的人,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不适应更不隐忍,最终以惨烈和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曾经的马加爵和朱令事件,就是其中最令人痛心的两起。

尽管,本案尚无最后结论,但林某与黄洋的关系或许真的令人悲观。若是林某投毒,拷问的是做人的底线和道德决堤。若是意外,林某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有没有为挽救黄洋的生命尽哪怕一点点室友之谊?至少目前在报道中,我们一点也没有看到。

□曾颖(作家)

如果真要从黄洋的不幸个案中检讨中国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那大概不是什么专业性的“关注学生心理”,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的人文教育的荒芜与缺失。

在公安部门没有公布依法侦查和审讯结果之前,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中毒案的真相,其实还是个谜。

这一极端事件,受到媒体和网友的高度关注。像以往发生的许多热点事件一样,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描述与议论。救治黄洋的医院与他曾就读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闻风而动的媒体人守候、探访的身影。受制于案件审理的规律或规定,公安部门没有响应要求发布信息,大学方面也是以最简洁的方式,发布了两则公告。无法连接因果的媒体便八仙过海般自己动手搜索细节、揣测真相,哪怕只是无法核实的匿名网帖也要速速转发、落地——因为必须说些什么,多等待一分一秒都是煎熬。这是网络时代带来的争夺、压力和强烈的焦灼感。

对速度的追求与竞争,若超过一定限度,很容易变成“危险驾驶”。这样说,不只是因为新闻。

人们关注黄洋事件,容易理解。如果林某投毒属实,那么这一事件毁灭的,将是两个风华正茂的高学历人才,以及他们背后原本满怀期待的父母家人。已有的材料显示,黄洋与林某,都是各自专业中颇为优秀的佼佼者,作为名校医科研究生,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加上十余载基础教育,不论是国家、家庭还是他们本人,都付出不小代价,将成才而遽失,世间从此又多两个失独家庭,一念及此,谁能不痛心!

人们疑惑难释: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怎样扭曲的心态,才会令一个研究生做出对室友投毒之举?而我宁愿相信,那是年轻人没有按住心底魔鬼、不考虑后果的一时冲动和失算意外,是小概率却总会有的一类极端个案,不需要动辄上升到“中国教育的失败”或者“医疗水平与费用”“瞒报”一类高度。

如果真要从黄洋的不幸个案中检讨中国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那大概不是什么专业性的“关注学生心理”,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的人文教育的荒芜与缺失。该指责的不只是大学,而是涵盖整个漫长的儿童、青少年至青年期,从学校到家庭和社会,哪一环都有份儿。

一味注重功利性、技能性知识的大剂量灌输,轻忽人文教育的做法,今天依然普遍。而这正让许多孩子成长期里,可以养成积极健康和完美人格的“富营养土”变得无比稀薄。盯着功利性十足的个人目标,在竞争的压力下一路飞奔,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些高学历人才的精神偏陋或心理失常,在原本只属于常识、常规的人际关系或行事挫折面前,缺少包容心与应对能力,意外折了羽翼。如此事例,并不在少数。不能反思与改变及此,而以工具心态说青少年心理学、人格养成,怕只是空谈。

本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

不管何种情况,一位研究生轻易获得致命毒物,都给相关行业、单位、科室的管理者提个醒,剧毒化学品管理人命关天,必须高度重视,不能疏忽。

4月1日,复旦大学2010级在读医科研究生黄洋出现身体不适。当晚即被送至医院就诊。入院后,黄洋病情加重。4月11日,警方通报,在该学生的寝室饮水机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成分。4月12日,基本认定同寝室林某存在嫌疑。16日下午,黄洋经抢救无效,在上海中山医院去世。

28岁、刚刚考上博士的穷孩子,美丽的人生画卷尚未展开,就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倏然陨落,令人扼腕!从现在透露的仅有信息来看,有两点可以肯定,黄洋是被犯罪嫌疑人投毒致死,其次是他与嫌疑人从事不同方向的研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排除事业上的竞争关系,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犯罪嫌疑人如此狠毒,非置黄洋于死地不可?同室为友,“本是同根生”,不存在杀父之仇,顶多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摩擦,那么,“相煎何太急”?不解之余也不免慨叹疑犯人格之扭曲、人心之歹毒。由是可见,只有高智商而缺乏情商的人,是非常可怕的。而“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从不缺少智商的开发,情商则往往被忽视。一些人格本来就有缺陷的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很难有机会得到纠偏。

黄洋中毒案曝光之后,许多人迅速翻出1994年发生在清华大学、轰动一时的“朱令铊中毒事件”。这位才艺双全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因为铊中毒,而导致全身瘫痪、大脑迟钝,留下严重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朱令铊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尽管警方曾表明能够接触到铊这种高等级毒物的人并不多,并断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甚至有人说名道姓,指出“嫌疑人”,可不知为何,案子就是破不了,成为悬案。

朱令铊中毒的案子搁浅,社会出现诸多难以证实的小道消息,甚至有人怀疑背后存在着干预、阻挠案子侦破的某种力量。案子未破,真相不明,正义难伸,谣言四起,可以说朱令案是一个法治伤疤。同样发生在大学校园,复旦大学这起中毒案件,也可能会牵涉到当事人之外的人和单位,也可能有人不愿意看到案件真相大白。但是,社会已进入以微博标志的自媒体时代,信息不公开的后果与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愿黄洋中毒案以朱令案为鉴,在集中力量、抓紧破案的同时,尽可能全面、迅速公开相关信息,舒缓公众对事件的种种疑虑与焦虑。

朱令案后,一些人也对像铊化合物之类的剧毒化学品管理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虽然,警方暂时未正式公布复旦大学这起恶性案件的毒物为何物,但恐怕也存在管理之问。按常规,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医院,一些能致人死地的剧毒化学品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般人员不易大剂量地获取并顺利带出实验室或科室,除非是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或管理有疏漏。一位研究生,不可能监守自盗,可能是钻了空子。还有一种可能,如一些网友发现,一些网站可购到毒物。不管何种情况,一位研究生轻易获得致命毒物,都给相关行业、单位、科室的管理者提个醒,剧毒化学品管理人命关天,必须高度重视,不能疏忽。

逝者安息,生者深思。但愿黄洋给我们足够的教训,同类事件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