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返乡记”

我的老家高坪峪迎官桥（今新邵县迎光乡）是湖南中部的一个山区盆地。宋朝以前，那里属于古梅山地域，历史上“为梅山蛮据”。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蔡煜、章惇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两县，梅山方才“新归王化”。因具有这样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在家乡人心中特别强烈，“落叶归根”等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融进了那里的文化血液。

我父亲的一位堂叔，早年投奔国民革命，一路北伐，九死一生，后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上了营长。他本可以去台湾，但自觉故土难离，便自行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隐姓埋名，跑到上海安了家。身虽在沪，心里却时刻惦记着老家迎官桥。三年困难时期，他毅然独自步行几千里回湖南寻根，不料湖南新修了许多公路，地方名称也都变了，原来的新化县永固镇（老高坪峪地带）已经被三个不同的县所分治，他历尽千辛万苦，足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才在政府的帮助下寻到老家迎官桥。后来他捡起当地的传统手艺篾匠活儿为生，从此没再离开过家乡半步，七十多岁终老于故土。

与堂祖父一样千里寻根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故事后来都成为老家乡间邻里传颂的佳话，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家乡人。前些年我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住，没想到二老很不适应，动不动就想回家乡。后来我理解了，在老一辈眼里，外边再好，也只是儿子的家，他们的家永远在那千里之外的迎官桥，那里有他们相处甚欢的邻居，有他们数十年的心血，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浸透了他们的情感，甚至与他们的人生融在了一起。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我15岁开始外出，求学、工作的地方与家乡渐行渐远，但那一抹乡愁却始终在心头占有巨大的分量，自己小时体验过的那些民俗、手艺，那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邻居，乃至那些我记忆深处的沃野、牛羊与成片的板屋都经常让我魂牵梦绕。

久居北京，若能在某处遇上一个也说家乡土话的人，我竟会顿时激动得头皮甚至后背发麻，马上觉得对方是那么的亲近，迅即会上前尽力攀谈几句，问一下对方的出处，若是家乡人，更少不了一番打听与邀约。

如今我已经跨入不惑之年，年龄渐长，心底的那分乡愁也更趋厚实，在我看来，乡愁就像一条河流，以故乡为源，带着那块土地与生俱来的文化积淀，从我出生之日起就为我输入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并以此助长我的思想之光与精神之气，如今，已经成为我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实生活中，我也开始更加关注家乡的发展，并思考着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反哺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要留得住乡愁”，靠谁留？除了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外，我以为，每一位远方的游子都有义务为家乡的建设尽力，这样的乡愁才能算是实实在在的，有用的，也才是最接地气的。猴年春节，许多人在返乡日记中讲述家乡的巨大变迁之余，也表达了对当前农村发展的一些困惑，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吐槽之后最终还是要思考，我们自己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撞是任何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理性看待当下农村发展过程带来的变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家乡的社会发展，去帮助家乡留住那些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共享，为家乡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资源与正能量，这样或许比一味吐槽更有意义。

春节假期结束后，一些媒体陆续推出了“公民返乡”类的报道和评论，作者多是一些返乡过年回城的媒体人。看了一下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站在批判和反思的角度，围绕农村赌博成风，婆媳关系不和，以及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现象展开讨论，里面经常出现“沦陷”、“救赎”、“没落”等字眼。

不可否认，这些“公民返乡”类文章当中反映的很多问题，在农村确实存在，诸位作者的满腔“公民情怀”亦是真情流露。但拜读过这些文章后，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总觉得生我养我这片土地并非里面描写得那么灰暗。为此，鄙人特意拼凑了一篇“农民还乡记”，希望能展示出农村的另一面。

拙文之所以不紧跟时髦叫“公民返乡”而叫农民还乡，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户籍所在地就在胶东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口粮地，有父母给我盖的结婚新房。虽然现在我在城里工作生活，从来没有下地劳作过，新房也被父母住成了老房，但我生于此，长于此，逢年过节都要回到这里与亲人团聚。并且将来的某一天，我很可能落叶归根，埋到这里。所以，我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并不仅仅限于春节这几天，对这里的感情也不会只有高高在上的批判，或是无尽的悲观与失望。

真正的农村并不是被一顿饭吓跑的上海姑娘描写的那样，她用手机拍下的那一桌饭菜如果拍照时光线再充足一点，手机像素再高一点，或许呈现出的就是一桌色彩光鲜的农家宴了。我只知道回到老家后，母亲炒菜的油是用自己地里的花生榨出来的，桌上的辣炒白菜，大盘鸡，糖拌萝卜丝都是自家的食材，绝对天然无污染。饭后再用井里烧开的水泡一壶清茶，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再说农村的环境，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习惯早起，跑到山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着山间鸟鸣，静静等着那一轮红日破晓而出，这种享受应该是很多被机器轰鸣和雾霾包围的都市人的梦想吧。还有夜晚山村上空那一轮皎洁的明月，那漫天的星斗，何其壮观，何其稀缺。

当然，相比城市，农村还有太多差距。比如农村的路，不是坑坑洼洼，就是窄窄巴巴，这些路供行人走，供摩托车和农用车跑尚可应付，一旦汽车行驶在这样的路面，只能“坑车”来形容。还有农村的通讯，再好的手机来到这里，别说抢红包了，打个电话都经常断线，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假期未到就匆匆返城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没去过农村的人不要把农村想得那么差，农村也没有田园诗人描写得那般好。说白了，农村就是农村，这里不应该是城市的对立面，也不是城市的后花园，这里住着一群叫农民的公民，他们不比谁高尚，也不低人一等，仅此而已。

城镇化必然带来人口的重新分布，这种重新分布既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心城镇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乡村人口减少乃至个别村落消失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城镇化过程必然带来农村衰败，其中涉及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不能把个别村落的变化泛化为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更不能把个别农户的变化简单归结为农村的整体衰落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无论农村学子，还是到乡下探亲或旅游的城市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农村，一些回忆儿时故乡、感慨城乡差异的文章在此时广为传播。

这些文章里的农村，让人们惊异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富”，村里盖起了崭新的小楼，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开车回家，乡间道路也开始堵车了；二是农村的“穷”，有些农村经济上欠发达，还有不少村子房子空了、院里长满荒草，农村的留守老人变得多了起来。有人惊讶于农村的富裕，也有不少城里人因农村的“穷”生出哀伤。

这些文章让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并关心农民，不失为好事。不过，其中也有怎样认识和看待农村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看待当前农村变化，要有多个维度，不能局限于一地一村、一人一事。

城镇化是我们认识农村的大背景和总坐标。城镇化在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必然带来人口的重新分布。这种重新分布既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心城镇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乡村人口减少乃至个别村落消失的过程。一些位置偏远且人口稀少的自然村，走出去的人渐多，慢慢也就荒芜了。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看到熟悉的场景，望着刻满童年记忆的住所，免不了有些怀旧的落寞。但理性地想想，祖祖辈辈在这里点煤油灯、爬山砍柴、挑水做饭的人们，如今搬进了城市或集镇，用上了天然气、喝上了自来水，我们难道不应该由衷地高兴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城镇化过程必然带来农村衰败，其中涉及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不能把个别村落的变化泛化为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更不能把个别农户的变化简单归结为农村的整体衰落。

看待农村的新变化，要有更广阔的视野。笔者曾到地处大别山的一个农村调研，600多口人的小山村，常住人口不足60人，村子里到处是静寂的院落和闲置的老屋。一位农民说，看到孩子们在外边比在这里过得好，也就高兴了。毕竟，从农村走出去的大部分人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我们也就必须积极看待农村“人去哪儿了”的问题。

看待农村的新变化，必须站在农民的角度，体会农民的感受。农民不应该仅仅是田园风景中的符号，而应该是向往幸福生活的主体。“水田陌陌飞白鹭，耕牛悠悠伴夕阳”的田园景色固然让人留恋，但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那样的穷日子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节假日到乡下，只有沉下心来体会农民生活，让情感与农民贴得更近一些，才能真正感受到山水背后那令人振奋的变化。

城镇化改变着城乡布局，泥土中长起来的乡土文化和血缘纽带因此遇到了新挑战；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农村也遇到了很多未曾遇到过的问题，这些难题只能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解决。城里人到农村去走走看看，感受农村的变化，给农民带去大城市气息和现代文明的元素，这是农民需要的，也是催生农村变化的因子。但农村发展需要耐心，需要城市的反哺！节日怀乡不必“羌管悠悠霜满地”！（魏永刚）

【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乡村的外出务工人员，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所获得的不应该仅仅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而应该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习得能够放眼世界的先进理念，比从赌桌赢了钱、争了面子，重要得多。】

本以为大城市里那些格子间和大商场里的Linda、Mary、Vivian在春节回到农村后会变成翠花、梅英和狗剩，没想到他们实际上都变成了周总、王董和李老板。

“老总”级别的，出手自然十分阔绰。而在赌桌上一掷千金，就成了阐释“老总”身份最好的证明。于是乎，有人把一年下来在城里打工挣下来的几万元血汗钱输个精光。即将外出务工时，年轻的“老总”们甚至不得不找爹妈伸手讨要回城的路费。

新华社2月14日在报道安徽农村赌博风之盛的文章中认为，此种恶俗风行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村没有其他消磨时间的方式，二是赌博成了农村青年互相攀比的最直接方式。

赌博也能成为一种攀比的方式？的确如此。

正月里，不少农村，过年的酒桌刚刚撤掉，麻将桌便立刻支起来，打牌打麻将几乎与吃饭喝酒一样，成为春节走亲戚拜年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大多数年轻人看来，如果谁以“不会玩”为借口不上牌桌，“不会玩”的含义就是“不敢玩”，“不敢玩”的含义就是“没有钱”。

什么都可以没有，但面子不可以没有！

按照这套逻辑，赌博自然成为事关面子的大事——钱赌输了不算什么，至少面子还可以争回来。

这样争面子的方式还有很多。看到别人成了有车一族，不管自己是不是用得着，也不管油贵得能否开得起，先买一辆再说，而且一定要买好一点的车；家里来客人了，一定要让桌上的菜碟堆不下，一定要让客人吃撑了、桌上还能剩三分之二的菜才算盛情；对禁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充耳不闻，一定要放时间最长、声音最响、满地红纸的鞭炮。因为，这一切，都关乎到面子。

不止于此。有报道说，不少地区农村青年结婚时，彩礼、见面礼等各种名目的礼金很多，结婚成本在几十万元的很常见，而这样的结婚成本已经大大超过当地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今年安徽砀山县两会期间，一名退休村干部甚至给县委书记发了一条短信，痛陈“天价彩礼”让农民不堪重负。

现如今，农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很多。尤其是一些城市周边的农村，小洋楼、汽车、互联网等统统都有了。今年春节，很多人回农村老家看到，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正逐渐与城市拉近，但是在精神需求方面似乎仍停留在多年前的地步。这难免令人唏嘘。

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敢于突破一些陈规陋习的羁绊，勇于向粗鄙、野蛮和糟粕挑战。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乡村的外出务工人员，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所获得的不应该仅仅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而应该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带回老家的，不应该仅仅是“衣锦还乡”的外表，而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习得能够放眼世界的先进理念，比从赌桌赢了钱、争了面子，重要得多。文明人的面子，比有钱人的面子更大。

要想真正有面子，得从摒弃身边的恶俗做起。否则，输了钱、败了家、破坏了感情不说，面子与你还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乡愁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故乡离你到底有多远？每年春节前后，有关故乡的议题都会在舆论场里沸腾些许时日。今年也不例外，从节前的一篇博士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起，到“上海女子因江西男友家中晚餐而分手”热帖网文，再到“安徽农村新春豪赌见闻：一年打工钱不够打牌”“农村彩礼动辄数十万，大龄男性结不起婚”等新闻报道，形形色色的返乡笔记充斥了舆论场。

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期间的返乡笔记显然要丰富很多。尤其是经过真假难辨的“上海女子因江西男友家中晚餐而分手”的故事刺激，有关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更加激烈。所有的记录与争论，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上海女”身后的村庄模样，这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值得玩味的是，虽然舆论视野里的返乡笔记多了起来，但真正能引发共鸣的返乡笔记却减少了，甚至很多看似深情的笔记被网友斥之为矫情的吟唱——那些日渐衰落的村庄，成了返乡人抒情的场所。有关故土的惦念，随之在舆论场里开始“分裂”。

返乡笔记的意义似乎正在被稀释。几年前，媒体每每在春节后推出返乡笔记时，人们的情感很容易随之共振：家乡复兴了，你会振奋；故土沦落了，你会痛心。执笔人的家乡未必就是你的家乡，但是他所阐释的有关家乡的一切，你从中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家乡的影子。每个人内心都深藏着故土情结，这种情结固然是引发人们情绪共振的情感基础。但不得不承认，文本上的另一种技术性表达，也牵引你重回故土。平日里习惯了“新闻体叙事”，偶尔能在媒体上看到记者完全以“个人视角”来呈现故乡的变与不变，“叙事”方式的变化一下子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进而生发代入感，与执笔人一起反思有关故乡的种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崛起，“个人视角”的技术性叙事优势被瓦解，自媒体中每一位作者都是“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文本表达的方式，“笔记”已不再新鲜，而情感共鸣相对又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见得多了，谁还会轻易点赞呢？

被技术性瓦解，并不是返乡笔记意义被稀释的关键原因。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朋友圈，一屏又一屏的返乡笔记被刷屏时，人们不难发现，无论观察者对故土的感念如何深情，都卸不掉身上隐藏着的优越感。那种优越感无论隐藏得多深，围观者其实都可以体察得到。那种优越感让人感觉，似乎只有远离了故乡，你才具备“观察”的资格。返乡笔记越来越多，但似乎所有人都怀有一种精英感的悲悯，同时又隐含着一种终于逃离故乡的“小确幸”。这种交织着“悲悯”与“小确幸”的观察，使得乡村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视。而当俯视成为一种新的“叙事习惯”，猎奇与偏见难免不会充斥其中。

对故土的悲悯抒情有没有意义？当然有。书写返乡笔记的一大任务，就是让所有人重新审视中国农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悲悯的抒情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共振，但是年复一年的抒情性表达还有没有意义？纵观舆论场里各种返乡笔记，整体性的悲悯表达客观上使得社会对乡村的弃船情绪增加，却没有完成“为中国农村找出路”的写作初衷，或者说建设性有限。

当然，“为中国农村找出路”的使命，远远不是返乡笔记的执笔者们这个阶层所能担负的。只是，作为一种“提出问题”的文本，返乡笔记已经完成了“使命”，当她还不能延伸出新的可能性，只能成为一种重复性轮唱时，返乡笔记的实际意义被稀释，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乡愁背后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者。

新春佳节,万家团聚。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些人的回乡见闻、返乡笔记等风行于网络。从“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到真伪莫辨的“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牵绊无数人乡愁的“梦里老家”,忽然在网络空间成了令人忧心的苦难之地。

不可否认,部分返乡记的确道出了乡村中存在的一些真问题,诸如陈旧的风俗、相对落后的交通、不尽如人意的居住环境等,确实需要改善。在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乡村不应沦为被遗忘的角落,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得到更多扶持。

但是探讨乡村的变迁,参照物的选取非常重要,否则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一些返乡笔记所折射出的乡村闭塞与萧索,是在潜意识中拿乡村与城市对比。在城乡差距客观存在的现实面前,乡村在很多方面当然不如城市便捷、繁华。

如果以时间为轴纵向观察,乡村的很多新风貌与新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从许多家庭新修的房屋,随处可见的摩托车、家用轿车,到年轻人进城后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以及返乡创业带回的激情,都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涌动,成为改变农村面貌的动力源泉。而淳朴的乡情民风,依然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氤氲在浓郁的乡村年味中。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很多人来说,回乡寥寥数日的观察,注定只是对乡村的惊鸿一瞥,其所记录的也只是乡村的皮毛和侧影。过度聚焦于消极和不足,难免有失偏颇,绝不应漠视乡村的积极和改变。

尘世的乡村不可能远隔世俗纷扰,不可能白璧无瑕。在社会转型期,在视野、学识、履历不断翻新的“我们”眼中,那个承载着无数人乡愁的农村,也正承载着“我们”更高的期许。

城乡二元结构之下,诸多鸿沟和壁垒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乡村图景与心中期冀的蓝图契合,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更需要我们付出汗水和努力。在“故乡今夜思千里”的时刻,静默而安详的农村依旧可以安放人们柔软的乡愁。让我们“饱含泪水”的故乡,尽管有着诸多不完美,却永远让我们“爱得深沉”。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新华社武汉2月16日电 

【乡村可以学习城市的表达方式，城市也需要留住乡村的脉脉温情，在这样的城乡对视中，彼此才能共享群体温情】

春节期间，有同事为成功躲避“催婚”而自鸣得意：父母屡催无果也就懒得问了，然后他在三亲六眷面前隆重赞扬父母的“大度”，让本想“关心”他的亲朋欲言又止。最近这些年，回乡过年，类似的“逼问”都会成为网络热点：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买房？一个月挣多少钱？有年轻人为此编出“应对攻略”：这个嘛呵呵呵，那什么哈哈哈，横批是：阿姨吃菜。

乡土社会注重守望相助，邻里比肩而居，亲戚互帮互助，温情脉脉讲究的就是一个知根知底乃至刨根问底，但放在讲究群己边界的现代语境，也意味着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写字楼的“Cindy”在返乡过年时变回了当初的“二丫”，却还带着城里人的价值观念。于是，在老家人看来是出于关怀、释放善意的“必答题”，年轻人却不领情，甚至成为“最害怕面对的问题”。

只是，在年轻人急着给以“关你何事”的反击时，或许也该变换角度想一想，这些尴尬询问，是否也是在表达对亲人命运“与我有关”的关怀？方式或许陈旧，但关怀直抵心灵，而这恰恰是城市中原子化社会所缺少的温度。逃离了亲朋邻里之间的黏稠关系，没有小孩的勾肩搭背、嬉戏追逐，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互动、热闹关系，亲戚朋友的“催”，如果只换来“关你何事”的回应，到最后，恐怕就会对任何事情都不再关心，生发出“关我何事”的冷漠，这样真的好吗？

这个春节，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出老照片，配上父母唠叨溺爱的儿时故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忆起儿时的境遇，明天的我们同样会念及今天的关心。城市生活的自由，躲开了乡土人情的“围追堵截”，却逃不过内心孤独。饭局上“朋友”很多，推心置腹的凤毛麟角；朋友圈里“点赞”很多，深入交流却寥寥无几；邻里之间见面不打招呼，却习惯于通过防盗门的猫眼观察彼此……很多人心生感慨：城市社区还只是一个生活场所，邻里命运的有机关联若即若离。

“关我何事”，包含着独立与冷漠的两面，即便能够保卫个人私域，却难以带来归属感、存在感与安全感。“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渴望陪伴、期盼被爱，是人内铄于心的基本诉求。回家是对曾经的集体生活的回归，而即便返程之后回到彼此平行的原子化状态，人们也在寻找相互关联的连接。城市社团、民间组织、志愿行动等方兴未艾，陌生人彼此合作也相濡以沫；甚至是备受争议的广场舞大妈，不也是属于自己的社群生活吗？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人不能离开群体的语境，需要关怀与认同。从这个视角来看，家乡人的“尴尬”提问，如果能够更加注重表达方式，或许就能在释放善意的同时避免尴尬；城市的原子化生存，如果能够更多一些人情味，或许就能防止孤独寂寞而让城市更有温度。乡村可以学习城市的表达方式，城市也需要留住乡村的脉脉温情，在这样的城乡对视中，彼此才能共享群体温情。

有学者说过，过年的时候，故乡、故土、故人特别重要，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和生命的原点，一解乡愁。每逢大年，无论是公务员、企业家，还是打工仔、个体户，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赶到老屋前后，握手寒暄、互相拜年。这种情感纽带，直可追溯至中华文明生根发芽的远古，来自血液里流淌着的朴素意识。滚滚向前的城镇化大潮下，大多数人都将在城市安家立业，我们应该把这份温情的种子带到城市，让离开乡土的人们仍然相互依偎，这是中国式的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感动了一代代人，它提醒人们：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是一个彼此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最应该做的,就是在联结乡村和城市的那根长绳上,串起闪亮的珍珠,来让更多人看到光亮,看到希望,积蓄力量

年过完了,很多从农村老家返回城市工作的人们,心情却很不爽。写一篇返乡笔记,简直是饱蘸悲情；说一句老家往事,就是喟叹“故乡沦陷”。

这种叙事方式已成套路,这类情绪表达已是积习。只不过,每年又都在找些新的由头进行加工罢了。比如,今年普遍采用的是“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农村过年,吃第一顿就要分手”的网帖。其实,像这类网络红文随处可见,之前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也算是代表作。

上海女孩晒出的让很多城市人难以直视的晚餐,很多返乡者呈现的乡村凋敝图景,确实也是真实乡村的缩影。甚至,有时还属于美化升级版。我也常带着女儿回苏北农村老家,面对遍地泥泞和荒草封路我也会望而却步,面对蚊蝇乱飞、蛆虫蠕动的茅坑女儿也会心存畏惧,特别是面对传统文化消亡和情感伦理衰减,我们也常会觉得故乡不够美好。

乡村看上去有些荒凉,乡土社会存在着失序,但我更想说的是,绝不能因为这些,就看不到乡村那些新鲜的东西,就割断了与故乡的情感纽带。对待故乡,不能只知道简单粗暴的呈现,而不知道进行悉心的整理分析；更不能把故乡变成倾倒个体情绪垃圾的地方,而应当是游子责任担当的所在。

“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是一种暂时的身份迷茫,但是,它不应该形成长久的情感迷失。如果返乡者只是以“城市中心”的话语体系去看待乡村,只是采取悲情化的叙事方式呈现乡村,而不去描绘乡村的新鲜活力,不去展现乡村希望光亮,那种兜售出来廉价的乡愁,其实就是不负责任的个体呓语,甚至是“消费乡村”的野蛮行为。

过度诗化和盲目唱衰,是对待乡村的两种很不理性的姿态。田园牧歌和衰败凋敝,是乡村社会在特定阶段的存在,是人们依据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念做出的评判。但是,它们都不足以涵盖乡村社会作为文化存在的全部。特别是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去了解乡村的内部信息,需要蹲下身子近距离倾听乡村的内在呼吸,需要以更加宽容悲悯的心态去触摸乡村脉搏。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因为真正懂得乡村,来完成对自身生活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建构。

在今天,城市与乡村,非常需要在灵魂深处进行平等的对望。故乡真的不是让城里人拿来表达怀旧愁绪的,不是让凤凰男们进行田园抒情的,更不是一种被扔在废墟的文化垃圾。故乡有自己鲜活闪亮的生命存在,有城市匮乏的文化源理。从乡村搬进城市的人们,更要懂得将传统乡愁与现代文明进行对接。梁漱溟曾说,“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我们看待故乡,如果不放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系统大框架下进行理性认知和积极重建,就只会变成是矫情、简单、粗暴的情绪表达,于个体、社会以及国家,都无益。

如果游子真的心系故土,就不会再感叹什么“故乡沦陷”了。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凤凰男”,真是不要过完年就忙着去唱衰故乡了。最应该做的,就是在联结乡村和城市的那根长绳上,串起闪亮的珍珠,来让更多人看到光亮,看到希望,积蓄力量。

【那些只在春节期间归乡、团聚的“候鸟”们，他们在城里谋生时，又是否拥有真正“正常”、可与城里人相媲美的“健康”休闲活动？】

节后上班已经数日，有关春节农村的议题还在持续。农村新春“豪赌”就是其中一个热点。继前几天媒体报道，“一年打工存不了两万元，没想到过年几场牌就输掉一大半——春节期间，安徽省的一些农村青年向记者反映，过年亲朋好友聚会都会摆上牌局，有人甚至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了个精光”后，又有媒体奉上新例：男子带4万元打工积蓄返乡，打两场麻将输掉大半。（《长江日报》2月16日）

有关农村赌博现象的披露由来已久，亦被一些农村问题专家作为问题加以研究。这背后所反映的农村消费娱乐方式的单一，以及相关基层治理的不足，确实值得探究。但如同其他春节乡村议题的集中“曝光”一样，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舆论是否也自觉地带有某种习惯性“歧视”倾向：农村的赌博之风是否是特有？春节里农村的所谓“豪赌”现象，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

当农村春节亲朋好友的“聚赌”被回乡者一览无余并放大，城市里那些往往隐藏于豪华包间、牌馆里的日常性豪赌，又是否被选择性无视？

有清醒者指出，在农村人春节亲朋团聚，休闲娱乐方式极其有限的背景下，热闹、带劲的“玩牌”有着某种必然性。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更深层的现实，也即那些只在春节期间归乡、团聚的“候鸟”们，他们在城里谋生时，又是否拥有真正“正常”、可与城里人相媲美的“健康”休闲活动？所以，有人将春节回乡牌桌上的“豪气”，视为自己难得的体面与存在感，虽然看起来未免迂腐，但背后更“现实”的社会背景却不能不正视。

更进一步分析，一些批评农村赌博之风的，真的是在反感赌博行为本身吗？至少新闻跟帖背后，诸如“农民工都这样，钱挣的不多赌的还大”的留言不在少数。或许，他们反对的不是农村人玩牌、赌博，而是收入低的农村人不配“玩”那么大。民间素来有“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之说，玩牌上升到“赌博”确实已变味，还涉嫌违法犯罪。然而，那些泛泛吐槽者，是否因为他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农村玩牌“输了就钻桌底”的程度，一如不少人对于当下农村的想象，仍深嵌于“鸡犬相闻”“朴实无华”的美化中？

我无意为农村的赌博之风正名，这样的习俗的确需要改变，只是，在评价任何一种群体性现象时，若只是拿着一套自诩为“文明”的标准，作单向的道德审视，而无视更大、更本质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情境，所谓的观察与批判，说轻点是“空抒情”，说重点就是另一种隐形的歧视了。

在春节沉湎于牌桌的城市务工者，不得不遭遇被另一群似乎有更体面工作的“新城里人”的围观。然而，当他们都回到城里，是否会站在同一“战壕”，对于乡村里的“豪赌”嗤之以鼻、怒其不争？回家过年仍放不下手机，被视为是不孝敬父母；亲朋玩牌助兴，被标签化为“豪赌”、“输光半年积蓄”……仅有这些个案的拼凑，不仅无助于我们了解复杂多元的农村，更会模糊社会对真正严肃农村议题的聚焦能力。

【如果一个人是自然选择门当户对的爱情对象，那么他不应该对别人选择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对象耿耿于怀。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爱情选择心有戚戚，最可能是他自己就不是真的认同主流的爱情选择。】

整个春节假期，一件疑似编造的爱情纠纷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事情来自于一个上海小康家庭的女白领，跟着男友到江西乡下，结果男友家的第一桌饭菜就把她给吓到，于是除夕夜就打道回沪。

事件本身的真假存疑。但无论真假，春节期间大多数媒体记者都回家过节的情况下，一件缺乏调查核证的爱情纠纷，竟然令许多旁观者心有戚戚，自媒体上有多篇10万的热文议论此事，媒体也引用网络素材跟踪报道此事。读者之所以心有戚戚，恐怕就在于这件哪怕是人为故意编造的噱头，击中了许多人的“痛点”：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多不堪？

在荷兰前几年的一个大型真人秀节目里，一个流浪汉在“乌托邦”的节目中收获了爱情。这个节目被国内某网络公司引进之后，没有人相信流浪汉可能在“平顶之上”收获爱情，事实上也不可能收获到爱情。而在比诺什主演的影片，《新桥恋人》中，富家女与流浪汉之间彼此相爱。

从心理学角度，虽然大多数人在爱情关系中，更容易被具有相似性的他人所吸引，但并非每个人都应该或者就一定遵循“门当户对”的规则。人群中，总会有一些人被与大多数人不同的爱情对象所吸引。例如，年龄悬殊的爱情；跨越社会阶层的爱情；等等。所以，成年人之间就总会有一些爱情与众不同，与大多数人的吸引倾向不同。

因此，自由地相爱就意味着，无论你是大多数中的一员，还是少数派中的一员；你与符合大众预期的伴侣相爱也好，你与大众预期相悖的伴侣相爱也好，都应该被尊重，都应该被祝福。事实上，那些脍炙人口，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属于与大众倾向相悖的少数派。前面提到的《新桥恋人》里的富家女与流浪汉；《泰坦尼克号》里的贵族女与底层男孩；《廊桥遗梦》里的落魄摄影师与婚姻中的别人太太，莫不如此。

少数派的爱情在自然的情况下，本身就可能面临更多的困难和压力，他们更需要尊重和鼓励。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对少数派的爱情充满敌意和诋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合时宜”的爱情关系，而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爱情关系都经不起推敲。

像上海女白领与江西乡下男友的爱情纠纷，很大可能性就是上海某论坛炮制出来，给那些爱上“凤凰男”的上海姑娘们提个醒：你看，爱上外地“凤凰男”有多悲哀，多难堪。一般来说，家人反对自家闺女的爱情选择情有可原，但作为旁观者的路人甲，却热衷于去纠正那些不符合主流社会预期的爱情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悲可耻的事情。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是自然选择门当户对的爱情对象，那么他不应该对别人选择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对象耿耿于怀。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爱情选择心有戚戚，最可能是他自己就不是真的认同主流的爱情选择。

如果有人真是通过炮制上海“孔雀女”与江西乡下“凤凰男”的爱情纠纷来博眼球，有人又被子虚乌有的爱情纠纷所吸引而不吐不快，他们真该扪心问问自己，“我的爱情选择是自由的吗？”

离开“散若满天星”的大城市，回到“聚如一团火”的故乡。以团聚为主题的春节，不仅是异乡打拼的游子回家的日子，也是城乡社会文化面对面的时刻。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激荡，城乡价值认同的差异，都会在这一时段集中涌现。

在现代社会规则还未完全建立、传统社会规则经受冲击的今天，新的风尚、新的理念、新的规则，正在春节这样的时刻得到充分体验和思考。

今天起，我们将推出一组新春社会文化现象观察。城乡的人情冷暖、生活的酸甜苦辣、文化的千姿百态，烹制出一桌滋味深厚的社会年夜饭，让我们从中汲取乡土社会的营养，感受现代社会的前行力量。

——编 者

手工扎彩灯、帷幔做背景，自编自导的节目、自娱自乐的兴奋……当央视猴年春晚闪亮登场、各地卫视春晚各显其能时，很多地方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村晚”也火爆异常。最好的艺术，往往最贴近生活，当“村味”共“春味”一色，当“众口”和“独口”同乐，春节总能带给人们最丰富的文化对照体验，既标刻文化土层的厚度，也诠释文化生长的活力。

不可否认，无论是春节的“集齐五福卡”，还是“回家前与回家后”自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城里人不会玩的”。这里所谓的城里人，其实只是暂时身处于人群和信息都集中的城市，他们总能熔铸出层出不穷、花样别出、匠心独运的新文化。“城会玩”，这个略带自嘲味道的词语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给既有文化开辟了新奇的视角。

与流行文化相比，乡土文化的变化显得有些慢。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年夜饭还是那个味道，家乡人还遵着旧俗古训，社火年会还是那么闹。同时，“拍家乡、晒年味”火爆朋友圈，“办村晚、搞海选”抢占首页。与“城会玩”相映衬的是“乡话多”，是家乡亲友热闹的唠嗑。而乡亲们话之所以多，也是“慢”的一种呈现。一方面，让乡土文化依然保持着质朴无华的本色；另一方面，也让乡村社会不断吮吸流行文化的养分。

去年有句流行语叫“主要看气质”。单从气质而言，城市流行文化虽然新奇，却似乎少了几分厚重；乡土文化虽然朴素，却可能多了几分悠远。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不少人便有这样的感受：当各自回到自己家乡，你我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一条条短信、一个个微信红包，由此令人感慨，快节奏生活中相识的我们，“原来，只是北上广之交”。相反，那些总被我们“吐槽”为繁琐的拜年走亲戚等各种礼节，其背后蕴含的孝悌亲情，却永远是我们涤荡初心和精神还乡的不变追求。

“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在归途列车的硬座车厢里，一位媒体人观察到这样的细节：以前，给别人拍完照片，大家总是围着他，询问能否将照片冲洗出来，寄给他们，留作纪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单反、洗照片失去了好奇，而是希望通过微信接收照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老家的点滴巨变，越来越多的乡里人开起了淘宝店，“互联网 ”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春节旅游发朋友圈也不再是城里人的“文化专利”，渐成乡里人生活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普及，不仅方便了大范围传播与联系，也让“城会玩”与“乡话多”相映成趣。

车流、霓虹和水泥森林里，同样需要大地的朴实和泥土的芬芳。客观来说，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确存在差异和不同，甚至是矛盾和冲突。但两者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恰恰相反，相互滋养、哺育、融合才是其应有的姿态。演员张馨予因在法国戛纳穿“奶奶的花被面”带火了“城会玩”，却被外媒评价“有女王气势”；春节期间意外火了的华阴老腔，虽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却长期处于消亡的悬崖边缘。通过与现代摇滚的创造性“混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不仅坐上了传播快车，更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

“我的远方，是故乡”。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是陪伴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假如城市和乡村之间连接着浮桥，行走在城乡之间的个体，正是连接、沟通城乡的一条条纽带。虽然已经返程，但过年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体验，更值得每个人珍惜与思考。说到底，城市要生长在广袤的原野上才有意义，乡土要吐纳现代文化的气息才有未来。

春节期间，网络空间中的各种“返乡日记”成为热门话题。从描述家乡面貌的变化，到感怀儿时记忆，从展示城乡之间的碰撞，到担忧乡村的未来，人们以不同的笔触和形式分享着各自的返乡见闻和感想，呈现出每个人眼中与心中的城市与乡村。

个人色彩浓重的“返乡日记”在春节忽然火起来并不是偶然，乡土观察本不是一个“时令”话题，但在舆论中的集中涌现，却与春节假期关系密切。不难发现，能够发起这个话题并且深有感触的人群，必然有过城市和乡村生活经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也许目前正在城市打拼，也许已经在城市扎了根，总之对城乡差异和乡村变化有特殊的敏感。

这种观察确实发自真情实感，但有多大的代表性，亦未可知。乡土的喟叹在手机中刷屏，仿佛故乡全面沦陷，凄凉而诗意的画面感油然而生。是不是如此呢？新媒体聚焦了城乡往返者的感受，这未必是农村的真实感受。一个道德情感上诗意化的乡村，在怀旧和惆怅时诞生，在日后繁忙的国计民生、娱乐八卦话题中淹没。乡村成为适时拿来浇胸中块垒的资源，这种关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淡忘、忽略。

乡村，以及现代化发展中相对落后的地区，无可避免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很难主动输出自己的形象。当然，中国的公共媒体调查、学术理论研究、文学书写，向来有乡土观察的传统，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成为经典读物，“三农”在学术界一度是热点课题，乡村题材的深度报道往往引发强烈讨论。这些年来，网络新媒体快速繁荣，信息爆炸式增长，却让原本活跃的都市视野越发活跃，坦白说，对边远、落后地区，主动和探索性的观察，变少了。

乡土观察，其实体现的是社会的发现能力、问题感。乡土观察历来也是城市眼光决定，但也有实证研究和凭空想象的区别。甚至“乡土”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概念，现代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思考如何打通和回馈后发达地区的课题时，有了“乡土”视角的建立。这种观察，以复原乡土原貌、还原其生态为基础，以讲真话、直面问题、责任担当为基础。有时候，来自媒体、理论界的乡土观察，比乡村生活的人们更了解他们自己。

时光荏苒，技术变迁，新的信息生态却滋生了惰性。观察，原本带着问题意识，是主动和研究性的，网络新媒体中呈现的乡村碎片式画面，本质上却是城市生活的情感调剂品。并不否认“返乡日记”背后的社会心态，它们真实存在，但这不是我们据以观察的基础。乡村不是旧日的田园牧歌，不是去国还乡的精神“保留地”，而是一个亟待加强建设、跟上城市步伐的区域。

中国广大乡村的情况是复杂的，需要把复杂的东西呈现出来。今天的手机时代，手机阅读者过于被取悦，信息海量，一对一订制，却忽略了对陌生世界的打量，容易陷入异域想象，错把朋友圈当成整个世界。中国的乡土观察传统，便是伸出头颅往外看，往远方看，往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地方看。乡土观察是一个社会有严肃趣味的表征，公共视野常怀现实主义的情结。

需要重建中国乡土观察的传统。一个社会需要严肃观察和发现能力，这是一个走出洞穴的过程，它不会让人感觉轻松，却让社会不断进步。

在上海姑娘“逃饭”的故事被质疑为“钓鱼帖”之后，公众却不以为意，甚至依然借题发挥，他们为什么没有觉得被欺骗被伤害，连以寻求真相为己任的媒体人，也觉得无伤大雅，任由乃至推助事件继续发酵？

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在上海姑娘与江西男的故事中，真相到底是什么？与以往许多网络事件不同，此次舆论的焦点，并不在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尽管也有不少网文对“原帖”的不可靠提出质疑，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就算是假网帖，没有那个随男友回江西老家吃了一顿黑乎乎无法忍受的饭就逃离的上海女孩儿，就算事件的发酵扩散是各怀心思的“炒作”，就算原本的那些愤怒批判有被人利用之嫌，可这个网络热点事件并没有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而是保持着强劲的传播力，不仅在朋友圈里经久不衰（要知道，能在网络上持续流传三五天的话题少之又少），连上海本地的报纸，还在15日刊发了制作颇为精美的整版文章——《放开那个上海姑娘》，眼见着又一轮的舆论热潮将被掀起。

为什么一个“真相不明”的网帖能搅动如此大的舆论风波，以至于远远超过通常的“网红”能量？它的背后，又是现实社会怎样的舆论生态？

先是议题的开放性。一个上海姑娘春节跟男朋友回江西老家，看到一顿连齐整筷子都没有的餐饭后，决定分手。如此内容，可以挑逗起各种各样的议论，却不带任何的政治敏感性。最多可以上升到地域歧视（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上海人又被所有外地人“歧视”）或者嫌贫爱富的政治（价值观）高度，不在敏感禁忌的话题之列，也不会引发现实中的群体事件，因而在网络上传播也就畅通无阻。

它又是一个非专业话题，任何人都可以就此说几句。比较一下同期出现的热点话题“引力波”就会发现，这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因其“相当专业”而使普通人完全插不上嘴，只能转发一下专业人士的观点，参与者“无话可说”让传播效果大大削减。在“引力波”的议题中，引发最多讨论的恐怕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就人类首次探测引力波致信全校”，而讨论已悄然从“引力波”转到了高校改名上——麻省理工学院早该升格为大学了！借此嘲讽中国大学的改名热。

可见，一件事能否成为公共话题的要素之一，是参与门槛，门槛越低参与度越高，像“孔雀女”“凤凰男”之类的议题，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每个人的经验就足够“刷屏”。而这样一个话题又是如此多元，说什么似乎都能沾得上边，故而参与者众。

它基本无害。网络的江湖中，没来由的网帖多的是，好些赚足眼球引发口水战，带来惊恐声叫好声骂声一片的“网文”，很快就被证伪，甚至被认定为谣言骗局，被追责。遭遇了“网红”的种种幕后操作和“网骗”的不良用心之后，人们对网帖的真实性，或多或少有防范之心。可为什么，在上海姑娘“逃饭”的故事被质疑为“钓鱼帖”之后，公众却不以为意，甚至依然借题发挥？他们为什么没有觉得被欺骗被伤害，连以寻求真相为己任的媒体人，也觉得无伤大雅，任由乃至推助事件继续发酵？

因为即便故事是“假”，而其所映射的现实与矛盾却客观存在，于是，在更深刻更值得关注的“真”面前，“假”就变得无关紧要，虽然这种“视而不见”，在一定程度上，让本该严肃的公共讨论变得娱乐化。

另外，事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真实伤害。我们连“上海姑娘”是否真的存在都不清楚，也就谈不上“人肉”之类的网络暴力；它跟散布不实信息引发恐慌不同，作为现实婚恋中的真实场景，“孔雀女”“凤凰男”的故事已经见多不怪，谁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这起网络事件中浪费了表情受到了欺骗；它也不同于借“灾难事件骗捐”，围观者并没有遭受实际损失，因而也就听之任之。

其次是议题的冲突性。城乡差距、阶层差距、贫富差距，这些引发争议的社会现实，在“上海女逃饭”的故事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爱情”为包装，以春节为爆发点，让冲突变得尖锐而残忍。上海与江西乡村，城市姑娘与“凤凰男”，还有灰暗影像中分不清食材的饭菜，以及参差不齐难成双的餐具，刺目地插在米饭上的不锈钢筷子，所有这些充满戏剧效果的因素，在阖家团圆期盼幸福的时刻，猛然在舆论空间里炸响，惊落一地碎片。

当然，还有话题的丰富性。在上海姑娘对穷人家饭食的惊恐抱怨中，有人看到了教养，有人看到了辛酸，有人看到了无知，有人看到了歧视，有人看到了陋习，有人看到了乡愁，有人看到了鸿沟，有人看到了女权……每一种观点都能自圆其说，也都争议无限。然后，它就变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问题，尴尬“凤凰男”的社会现实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问题，女性婚姻自由的权利问题……再然后，就成为农村也有能力滋养年轻人的爱情，“凤凰男”这样带女友回家的励志故事……而在最新的那篇《放开那个上海姑娘》的媒体文章中，它“再次变成了外地人PK上海人的传统套路”，而“当你想和别人分手都能有那么多人指手画脚，就说明眼下这片网络世界，是该除一除戾气了”。

话题不会就此终止。不管是“外地人上海人的PK”，还是“除一除网络世界里的戾气”，都足以引发下一轮的论争。或许，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只有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戏剧化地展现之后，才能再次吸引眼球。

【“上海女孩逃饭”的剧情设定指向“门当户对”实用婚姻观和阶层固化的本质，让不少“奋斗了18年才在城里喝上咖啡”的“凤凰男”们备受挫伤，他们努力向上流动，却被出身拽回了洼地。】

一个或属虚构的网帖桥段，激起了一阵至今难息的波澜。刷屏了整个春节的“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就分手”事件，眼下就呈现着这样的魔力，“新料”的频密涌现，令其舆情热度并未随着春节收假而“退烧”：继江西女孩致信“上海女孩”为江西农村正名后，上海本地媒体日前刊出的一篇《放开那个上海女孩》，为其热度再添一把火。

舆论扰攘，几方对掐，却难改事件真实性存疑的背景：无论是信源单薄，还是被网络大神指证的营销嫌疑，包括那张餐桌照被扒出系2013年就曾现身网络的“老图”，都在削减着其可信度。可就是这么一个或属编造的故事，其话题效应持续发烧，还把口水熬成一锅糨糊，可见它击中的痛点之深：本质上，当人们讨论该话题时，醉翁之意不在揪着那个兴许不存在的“上海女孩”，而在于其指涉的社会现象。

在这里，“上海孔雀女”与“江西凤凰男（出身于农村在城市发展的男士）”的标签，其实也是脱离了具体个体的歧异身份隐喻，是为了支撑城乡差距、婚姻与家境关系这些现实命题争议性而营造的戏剧性冲突。到头来，这也确实触碰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凤凰男”寓于复杂的故乡情结中的隐痛。

对许多以凤凰男为典型的出身农村的人来说，故乡是个繁复的词眼，他们对故乡也有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愫：一方面，享受着被咖啡、冲水马桶和Wifi浸入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他们，并不愿重温物质贫瘠的农村生活，他们以“人往高处走”的跃龙门姿势，奋力摆脱旱厕土灶熏染的苦日子和植入小农观念的陋俗；可另一方面，寄附在“故乡”二字上的地缘亲近感，又让他们容不下对故乡贫瘠的“揭伤疤”式素描。

就像有些人说的：故乡犹如我们的初恋。就算初恋被风霜摧残，也不会影响我们批发初心。故乡再破，也不妨碍很多人对着家乡的方向抒发乡愁：对他们来说，故乡不只是户口本上“籍贯”栏的那个地名，更是出身认同的寄放之所。所以他们不是将乡愁意义上的农村浪漫化，赋予其诸多古朴淳美的审美特征，就是在正视家乡凋敝的同时怀揣着“自己一天骂八遍却不许别人骂她”的独享心态。

而那个“上海女孩”在网帖的剧情设定中，就狠狠戳中了很多人这矛盾的心结：那种黑乎乎的菜和暗黄的灯光，以“揭丑”方式破坏了某些人眼中的乡村美学；更重要的，是其逃饭行为指向的“门当户对”实用婚姻观和阶层固化的本质，让不少“奋斗了18年才在城里喝上咖啡”的“凤凰男”们备受挫伤，他们努力向上流动，却被出身拽回了洼地。愤懑之下，骂那个虚妄的女孩“嫌贫”，也就成了很多人浇块垒的出口。

而要纾解“凤凰男”们的郁结，必然要诉诸某些制度性疗伤：这既需城市对农村反哺体系的完善，也需要在“人的城市化”过程中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接纳，避免让他们陷入“城里容不下，村里受不了”的惶惑中。而之于那些在城里实现了身份属性切换的“凤凰男”，将这种郁结转化为“建设乡村”的动力，或许也是种积极的自我疗伤。

近日，一张儿子在山东淄博火车站跪别父母的照片在网上流传，戳中了不少网民的泪点。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不少游子踏上了返程的路途。跪别父母这极具震撼力的一幕，牵动了不少人心里的离愁别绪。

可就在几天前，舆论的情绪还在渲染回家的尴尬——被父母逼婚的烦恼，亲戚攀比的风气，疲于应付的人情往来……在网络上，不乏对春节合家团聚的抱怨与恐惧。如今假期已然结束，在各位游子的心里，离家的不舍是否已经取代了回家的尴尬？

对于长期远离家乡的人来说，回家当然是尴尬的。今天的中国，是个飞速变化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大家族到小家庭，从家族牵绊到个性自由，种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差异，都会让不少人产生“有家难回”的感觉：与父母的沟通越发困难，故乡的生活难以融入。可是，当越过千山万水，回到家乡，发现房间的摆设，与多年前离家的模样依稀仿佛；当年在院子里栽种的小树，今已亭亭如盖；父母的饭菜，还是满溢着童年的香味。只是父母的鬓边白丝、自己的一身尘土，提醒着我们，父母老了，我们长大了，社会变化了，但家还在那。

平心而论，家乡的不少风俗习惯，确实与现代的都市生活有些脱节。亲戚之间的虚荣攀比、劳神费力的人情往来、父母的逼婚催促，这些确实令人烦恼，也并非家乡的温情就能掩盖抹平。但这些代际的摩擦与冲突，也是一种时代的表征。也许子女并不该让本已面对变化手足无措的长辈更加茫然，亲情即便不能在短时间解决观念的冲突，但至少能够减轻震荡的幅度。

古代有个说法叫“三年之丧”，之所以要守孝三年，是因为古人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孩子三岁，才开始自己行走，这是用同理心去体谅父母。当然今天不必要恪守这些老旧的规矩，但同理心是可以借鉴的。父母与我们的观念不合，年轻人可能很不耐烦。但想想，当年轻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我们的成长阶段，有多少可能迈入歧途的危险，有多少无谓冲动的鲁莽愚昧，父母是如何对待的？当我们今天面对与父母的冲突，是否能有他们当年一样的耐心？

最近有一些年轻人，筹集了一笔资金，在北京地铁站里打出了反逼婚广告，引起了热议。据说这个广告一开始的用词颇为激烈，摆出了挑战的姿态，后来改成了温情脉脉的设计，留下一句“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世界那么大，人生有很多种，单身也可以很幸福”。这样一种变化，就是进步。从尖锐的对立，变成了温情的沟通，毕竟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交流，更利于沟通倾听。

维系家的是亲情，回家之所以有烦恼，归根结底依旧是我们心里在乎，在乎对方的感受，在乎各自的看法。或许我们能远离家乡，但当我们踏上旅程，心中的不舍已经取代了回家的尴尬，就意味着家其实也离不开。既然如此，家就值得我们珍重，应当得到我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