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我去接从老家返回福州的妹妹，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她只是说，老家接连下雨，谷子晒不出去，都发芽了，直到我把她接回宿舍坐定之后，她才说出了这一句话：

“大哥，爹殁了呢！”

好像心头被利刃割去了一块，伤口是苍白的，我呆呆地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但这只是一瞬间，接着便是血的涌出，我低声抽泣了，我呼天痛号了！同样是泣不成声的妹妹开始劝慰我，说正因为我身体不好，父亲临终前才交代不要拍电报把我叫回，说母亲也再三叮嘱，要我保重，不要过分悲恸。然而，情感的闸门已经拉开，劝慰又有什么用？

父亲的身体确实很差，我在家养病期间，他已曾几次奄奄一息，但这噩耗仍然来得突然。就在我离家之后，也曾收到过他的信，说他身体逐渐恢复，已能带着四岁的侄儿春晖，踱步到晶如先生家聊天、喝茶、看报纸了。如果这信由别人代笔，我会怀疑，这只是他的一番苦心。然而，这信是他亲笔写下的，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我也曾想，这是否仅是一种回光返照，但作为他的儿子，又何尝不希望这是他的生命的转机呢？

何况，我的离家，总共也才两个月。

两个月前，父亲坐在小屋间的圆桌边对我说：“你可以去上班了”。我感到突然：“我的病还没有好呢！”但他固执地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你可以去上班了。”我感到不解：肝功检查没有一次正常过，每每看到我从县城带回的化验单，希望之光都在他的眼神中稍纵即逝，怎么会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呢？他准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叹一口气说：“不是我不要你在家里养病，你再在家待下去，这病是好不了了。”我这才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他的病比我重，他是担心他的病盖了我的病。

我就这样被他撵出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