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徐梗荣事件跟帖诽谤案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是陕西省人防办离退休管理处干部张佰庆。原告中除4名商洛警方人士外，又增加了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以下简称“陕西省人防办”）副主任杜承章、陕西省考核办公室原副主任王德民。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证据中，有几封写给有关部门的匿名举报信，而信中的举报对象，正是他们自己。（北京青年报11月20日）

现实总是那般神奇，一方面舆论一再呼吁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另一方面举报信居然可以忽闪腾挪成为“呈堂”证据。相较此前想当然的滥用警力，起诉则“文明”得多。从法理上看，何铁虎等人当然有权利诉诸法律，借此证明清白。同等情况下，张佰庆也有权利，通过法律维护一个公民对公仆的监督权。姑且不论举报信沦为证据是非分明的这一问题，另一个惹人关注的焦点在于：现有法律对公民的监督权到底界定一个多大的监督范围？这种界定，是否有助于公民监督权利的释放和发扬，对公权力量能否形成更为严格的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