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赞成“党同伐异”之说。无论是范文澜之“笑话”顾颉刚，还是鲁迅之“笑话”范文澜，都不能以“党风伐异”去解释。顾颉刚原是范文澜在北大时的同班同学，一度因病辍学，毕业晚了两年。他们两人毕业后仍有学术交往。范文澜之“笑话”其实也是学术交往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什么“讨伐”，顾颉刚也没有因为这个“笑话”而与范文澜交恶，更不像持“党同伐异”之说的学者说的那样，直到1929年顾颉刚之父六十寿诞时才得以“和解”。1925年，顾氏在北京组织成立朴社，便曾邀请范文澜参加，范文澜的名著《经学概论》和《水经注写景文钞》等，也都是由朴社出版的，而在1929年之后，范文澜与顾颉刚之间也曾有学术交往或交锋，如今收录于《范文澜全集》的第一篇则是初刊于1931年《史学年报》的《与颉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7]至于鲁迅对范文澜的“笑话”，似更不能冠之以“党同伐异”，对于他的这位同乡后学的“好古”倾向，他确实只是在“笑话”之中指出他的自相矛盾之处，给予善意的批评。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怎么能从这篇短文中看出“人身攻击立场甚至于政治斗争立场”呢？至于这篇短文“没有及时被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中，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恐怕也不是因为“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被鲁迅批评过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一直关系不错，或者曾有过隙而以后和解的，前者例如郑振铎，后者例如冯乃超，如果连这都要顾忌，他还能编集子吗？(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