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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做人应该公开却不宜高调宣传
来源:东南网 2012-12-06 编辑:黄水来

“价值重建应从高级领导干部开始”这话没错,其题中应有之义,是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而不是从他们宣传起。领导干部“做人”的“道德引领与示范”的影响之大小,并非以职位的高低来衡量的,并非职位高的是“社会精英”,职位越高的,影响就越大。因为“价值重建应从高级领导干部开始”,高级领导干部的“做人”就应当“公开高调宣传”。依此而论,刘金国还只是个公安部的副部长,为了“道德引领与示范”的影响更大,“高调宣传”的对象之职位还应当不断提升。不知道顾先生是否记得,鉴于十年内乱的教训,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专门下达过“少宣传个人”的指示,此所谓“个人”,指的显然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顾先生的“高调宣传”,岂不与此相悖?高级领导干部的“道德情操”确实“理当高尚”,也确实理当“成为价值重建的楷模和全社会的道德旗帜”,因为选拔领导干部时,都有德才兼备这一条。然而,“理当”的未必就能成为“事实”。选拔过程之中会有“失察”会有“猫腻”,缺乏制约的权力对人之良知的吞噬,更能使原先德才兼备的变成贪得无厌。所以,道德之本身就不能以职位高低而论,“道德引领与示范”的影响之大小,也不能完全以是否当官以及官位的高低来定,焦裕禄只是一个县委书记,算是“七品芝麻官”,雷锋还不是官,只是普通一兵,他们的“道德引领与示范”之影响就微不足道吗?

顾兆农先生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宣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们对于宣传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逆反心理,往往是与宣传的调门成正比的,宣传越是高调,逆反心理也就越是强烈;也往往与宣传对象的职位成正比,职位起高,逆反心理越大。“宣传”毕竟只是宣传。长期以来,宣传中的“假大空”又使它的声誉蒙受一定程度的毁损。人们总是以常识来检验宣传的可信度的,宣传的调门越高,他们就越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宣传对象的官职越大,他们就越是警惕,疑心此中又有什么玄机与背景。实际上,千万次宣传的效应,只销一个事实便能抵消。比如说,廉声在外的“高干”到某地视察,某地的几个辖区,“下站”的就会向“上站”打听接待规格,听“上站”的说,你有什么最好的就拿什么出来吧,也就心知肚明了。又比如说,被人视为“执政为民”的“高干”,一旦爆出其亲属之“合法”进账令人瞠目,其道德形象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种事往往演化为传说,并且越传越神。此类“传说”的可信度,或许正与“宣传”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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