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福建日报》工作以后，一次我参加闽侯县干部大会，在他们的讨论和发言中，我发现闽侯县后溪乡有些问题，就想去做调查。有的同志劝我说：“亲不亲同乡人，美不美一江水，何必那么认真，搞得大家不开心。”的确，我是从闽侯县委调到《福建日报》的，闽侯县的许多干部有的是我的同乡、同事、老领导，要对他们进行批评，确实要出于公心，不讲情面。但我想，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民的利益。于是，我步行90里翻过几座大山去后溪乡做调查研究（那时没有公路），并且三进后溪乡，经过半年多反复，写出14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经报社总编办林振夏同志（后来担任总编辑）精编，缩短为6000多字。林振夏同志建议，先送《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转省委批，他还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同时，他建议我给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写一封信。过了三个多月，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给我回信说：“你给《人民日报》的稿子和给叶飞同志的信都收到了，内容查实后，将在《福建日报》上公开发表。”

到1953年2月8日《福建日报》发表时，离我第一次去后溪乡调查距离一年多。这时我已离开福建调到上海《解放日报》。福建省委还通过“后溪乡”这个典型，发出整顿落后乡的指示，要求通过后溪乡的报道，检查全省落后乡的工作，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并将检查情况向省委报告。

开始闽侯县委对我写的这篇调查报告不够重视，也没有认真处理。知道1953年2月8日《福建日报》公开发表后，他们才紧张起来，开紧急会议，采取紧急措施，认真调查处理。又过了一个多月，1953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发表“中共闽侯县委接受《福建日报》的批评 对后溪乡严重事件做检讨”。从县委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的调查报告的态度。“去年6月，报社记者吉景峰同志把后溪乡的情况基本弄清后，把材料底稿送给我们。我们仅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觉得后溪乡是有问题，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就放下了。以后吉景峰同志来闽侯采访时，又多次口头与县委正副书记谈过，但由于我们的群众观点薄弱，对群众的痛苦、呼声漠不关心，因此还未能重视起来，只是口头上说：‘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处理。’吉景峰同志为了对人民负责，又曾两三次写信给我们，征求县委正副书记对后溪乡的看法与处理意见，都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后，关于后溪乡的报道，在福建全省掀起一个改进落后乡工作的热潮。

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定的精神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也适用于将来。

藕断丝连福建情

我从山西到福建工作，之后辗转上海，又到黑龙江、安徽转了十年，但我和福建的情丝未断。我到《解放日报》工作不久，又被派驻福建记者站。从龙岩、三明到武夷山，走了大半个福建。成功的报道有：东山岛由白变绿、惠女水库利万民、音西大队改坡地为良田、闽江渔民翻身记、重访厦门岛上的亚热带植物园等，还有报道小学教师纪治花、农民科学家黄宝洛等先进人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