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在台州城防建筑史上还有个突破性的创造——空心敌台。桃渚，于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设千户所并建城，因处于从海上进入台州的咽喉之地，“为卫城府治之藩翰”，故亦是倭寇侵扰的重点。正统四年（1439）五月，数千倭寇分乘40多艘战船突袭临海桃渚，攻破城池，大肆抢杀。一时之间，“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桃渚城内外，“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明《国朝典汇》）。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数千倭寇登陆台州，一股倭寇围攻桃渚城达七昼夜。戚继光在消灭入侵宁海鑑溪的倭寇后，与时任浙江海道副使谭纶率兵冒着暴雨急行军300余里，解桃渚之围。四至五月，连捷于连盘、肯埠、章安、海门、金清、桃渚、昌埠、梅澳、南湾等处，彻底歼灭入侵之倭。五月，在再次解桃渚之围后，进驻桃渚城，看到城池破败，立即动员军民大规模修复城墙。他以军事家的眼光发现东北角和西北角“为薮泽，蔽塞不通”，成了死角。于是用官府空基易价作为费用，在两角创造性地各修筑了一座空心敌台，使桃渚“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空心敌台的修建，大大增强了桃渚城的防御能力。嘉靖四十年（1561），又在台州府城策划修筑了13座空心敌台，为其晚年大规模建造北方长城空心敌台开启了先河。戚继光创建空心敌台，是其军事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中国古代军事建筑学的巨大发展，是军事建筑史和城防史的重大突破。

倭寇在浙江受到戚家军的痛击后，把侵扰的重点转向福建、广东。朝廷先后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并命令扩军后的戚家军出兵闽粤。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戚继光与谭纶、俞大猷、刘显、汤克宽等配合作战，戚家军历经水陆大小五十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彻底消灭了侵犯福建、广东的倭寇和勾结倭寇的吴平等部海盗。至此，日本各岛的来犯者，才承认在中国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东南沿海几百年的倭患得以平息。

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以后，长期以来高悬在明廷头上的“南倭北虏”两把利剑，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饬北方边务，消除蒙古鞑靼部落的袭扰上。

“北虏”问题，由来已久。洪武元年（1368），元廷退居漠北，此后由于与明朝的长期战争及内乱、内战不休，元气大伤，蒙古人逐渐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和调节，单一的原始畜牧业和不发达的手工业使蒙古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获取汉地的物资成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因而鞑靼、互剌诸部及兀良哈三卫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动退兵，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北虏之患”。随着明朝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边防力量渐趋削弱，“北虏之患”日益加重。嘉靖年间，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人骁勇善战的骑兵。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首领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犯大同、蓟镇，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军不仅京营官兵毫无斗志，各路“勤王”之师也怯懦不敢战，听任鞑靼军队在京师周围肆意劫掠八日，满载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隆庆元年（1567），俺答数犯边地，而土蛮亦同时入寇，进犯蓟州，蹂躏昌黎、抚宁、乐亭、卢龙，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边境形势极为严峻。朝廷商议对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提议调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广西总兵俞大猷到北方“专督练边兵”。福建巡抚涂泽民则恳求：“戚继光才猷超迈，忠勇性成，功勋茂著，八闽爱戴，如出一口。……盖一日有闽即不可无此官，乞将戚某专心料理闽事”。兵部意见：“戚某与谭纶向在福建，文武相资，练兵御寇，立有成效，应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载垕决定：“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戚少保年谱耆编》（P197）戚继光于隆庆二年（1568）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谭纶则于隆庆二年（1568）三月任蓟辽总督；四年十月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六年七月为兵部尚书，入掌兵部。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后，在长期的亲密战友谭纶的极力举荐和倾力支持下，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六月出任首辅）的高度赏识和极度信任下，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又一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