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我们没脸回国

向老在1946年底回国述职时，因审判第一阶段———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的不利情况，再次要求国内增援，恰逢从英美考察司法实况归国的倪征日奥，倪先生义不容辞地加入了进来。他们商定必须利用接下来的被告答辩阶段，检察方面还可以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反诘的机会，见缝插针地提出一些有助于检察方面的证据，以便确定被告的罪责。尤其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在中国东北作恶多端的战犯，如果他们得不到严惩，倪先生说“我们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

倪先生在国内的证据寻访效果也不好。秦德纯提醒，可以去北平监狱找被国内法庭判了死刑的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南京“ 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可以劝他们写土肥原和板垣罪行的书面材料。可是赵欣伯却出尔反尔，将写好的材料投入火炉烧掉了。

但找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她详细地讲述了那个下午，日本军医以治牙为借口，用一针毒剂害死了吴佩孚的经过，后来这个证据被用在土肥原和板垣关于“吴唐合作”阴谋的罪证。

■国内证据不好找，只好去日军档案库中搜寻

国内证据不好找，中国检察组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对我们开放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新的“有力”、“有针对性”的证据。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经过一段昼夜奋战，我们在那些堆积如山的日文档案里，发现了很多很有用的文件。后来在反诘土肥原和板垣的阶段，这些来自日军内部的证据，成了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为检察官做了半年翻译后，我开始担任向老的秘书。每半天，法庭的书记员换一次班。换班后，书记员会把他当值记录的那半天的庭审记录送到各国检察官办公室，这些档案我都一式两份留了档，整整两大箱，回国前一份寄给了南京政府，一份寄给我的母校东吴法学院，可惜因为战乱，全都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