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叶玉堆（同安县人）、周献瑞（南安县人）、陈六使（同安县人）、陈延谦（同安县人）、李俊永（永春县人）、李光前（南安县人）等人立即赶至怡和轩俱乐部找陈嘉庚先生，请他出来领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公推陈嘉庚任主席，委员32名，福建籍华侨胡14名。为号召侨胞们捐款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叶玉堆、李光前各带头认捐10万元，周献瑞等各认捐1万元，为之提倡。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和各华侨团体也于7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推 选时任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晋江县华侨李清泉任主席。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漳州市南靖县人）先后函请陈嘉庚组织南洋“筹赈总机关”，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募款等抗日救国运动，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来电促成。陈嘉庚乃于是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很多是福建籍华侨，如泉州市的陈三多、王泉笙、许友超（以上系菲律宾华侨）、周献瑞、侯西反、李光前、刘玉水、黄重吉（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洪渊源、白辰恭（以上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庆昌[金门县的沙（月+劳）越华侨]和香港的郑玉书；漳州市的庄西言（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振殿（新加坡华侨）、庄友成[沙（月+劳）越华侨]；厦门市的陈嘉庚、陈延谦、何葆仁、王景成（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李文珍、陈步墀（以上系缅甸华侨）；福州市的叶立庚（印度尼西亚华侨）、刘家洙[沙（月+劳）越华侨]；莆田市的涂耐冰[沙（月+劳）越华侨]；龙岩市的王源兴（印度尼西亚华侨）……等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嘉庚被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正、副主席3人，都是福建籍华侨。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和考察。其间，陈嘉庚与“南洋总会”常务委员侯西反（南安县人）、秘书李铁民（永春县人）于5月31日到延安访问39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朱德总司令亲切会见他们。陈嘉庚等在延安参观访问，受到很大启发，“喜慰莫可言喻，有如拔云雾而见青天”。正如陈嘉庚后来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序言上所写：“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从而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这是陈嘉庚政治上重大转折。

由于“南侨总会”的积极发动和广大侨胞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筹募了大量捐款和医药等物资寄回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成绩辉煌，功不可泯。据“南洋总会”编纂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新加坡版）累计，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南洋总会”寄回国内的捐款达国币4亿元，其中菲律宾华侨原来认捐国币1300万元，实际捐给1488万元，超过其原来认捐的数字。陈嘉庚在其所著的《南料回忆录》说：若以个人比较（即按东南亚各国华侨人口平均相比较——引者注），其数目为南洋冠。在菲律宾华侨捐款中，福建省籍华侨的捐款占90%多，又是菲律宾华侨之冠。在菲律宾的福建籍华侨捐款中，泉州籍华侨的捐款，又是福建籍华侨之冠。

1940年10月27日，菲律宾侨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前，他又嘱其家属将其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献给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被誉为是一位“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和“至死不忘救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