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收前夕，国民党龙岩县政府在策动地主收租夺田失败、开办农场计划破产的情况下，又变换手法，借口支援抗战，提出向农民征收“军米”，强迫每保出卖米谷3000斤，压低价钱至三分之二左右，并决定先在东陈、西陈、铁山三个区收起，然后在全县普遍收买。这乃是强加给农民的一项额外沉重负担。龙岩县委及时揭穿这是变相收租的诡计，并发动农民群众坚决抵制，先是指示东陈等三个区的党组织，利用其掌握控制的保甲长，同时争取联保主任，通过他们出面向国民党区乡政府当局为民请命，申诉农民无法上交军米的各种理由。接着在早稻收成季节，组织发动三个区的数千农民向地方当局请愿，强烈要求免交“军米”，许多农民还同国民党派到乡下催收军米的军警发生冲突，各区区长因此纷纷向县政府告急，县长只好把收买军米的责任推到国民党汀漳师管区。于是三个区的党组织又通过30多个保甲长到师管区为民请命。国民党军政当局眼见收买军米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搞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于是，反收买军米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中共永定县委在革命支点村领导群众开展保田斗争，采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根据国共和谈达成的协议，规定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维持原状的条款，据理力争；当地主带武装来逼租时，则采取拖和躲的办法，或改换土地座落名称等，使地主无法收到租；对个别恶霸地主则进行镇压，使其他地主不敢作恶。而在上杭的古田、蛟洋和白砂部分乡村，自土地革命分配后，一直维持保留土地革命果实。地方实力派傅柏翠在古蛟地区还仿效十九路军颁行的“计口授田”办法，搞过试点，又采取抽死补生办法，三五年调整一次，后来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许可，农民分得的土地列册陈报批准，确定了产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