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认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原因。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革”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革”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革”。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事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历史学术价值。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程中原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张旭东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李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