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

孙中山还是一名建设者，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既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他在辛亥革命之后提出，“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段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定，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展示着孙中山阅读过的马克思著作——英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位学贯中西之士，孙中山大量阅读了西方经典著作原本，称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对孙中山故居的西文藏书作出审视之后感叹：“在20世纪所有中国人中，就阅读西文书籍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层次之高而言，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超越孙中山。”1926年，朱光潜在给中学生的信中写道：“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么？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学者。”

孙中山在1896年至1897年旅英期间，在半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研读。他对亨利·乔治的土地改良方案发生浓厚兴趣。在伦敦考察社会政治情况时，孙中山发现，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悲惨。在农村，大部分土地为少数人所垄断，如威斯敏士达公爵一家的地租收入就占全伦敦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乔治的学说受到英国进步人士的欢迎。这位美国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人人应享有同等地权的思想出发，提出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土地税，把大部分的地租收益分配给全体人民，他发出警告：“只要现代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增加的财富只是为个人积累巨大财产，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也难以持久。这种情形必定会产生反作用。塔楼在基础上倾斜了，每增加一层只能加速它的最终崩溃。对注定必然贫穷的人进行教育，只是使他们骚动不安。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

亨利·乔治的学说，正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不动产的价值，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社会进步的积淀，因此，公共服务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增值，会体现在不动产的市值之中，这意味着不动产的所有者可以凭借手中的不动产“股票”，切割社会增值“红利”，拥有越多不动产，就能拿到越多社会福利。如果没有相应的税收手段来调节这个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势必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致使社会断裂。

孙中山敏锐地预见到，随着50个上海一样的大都市在中国崛起，土地急剧增值而带来的巨大利益完全可能被少数人攫取，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急速两极化。“当时全中国恐怕没有多少人像孙中山那样意识到这一危险的现实性”，姜义华在《重新审视孙中山俄国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想》一文中写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多少人像孙中山那样预见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而及早防患于未然。”

孙中山为此开出药方：核定地价，增价归公。并将此纳入地方自治的核心内容：“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他认为，用这种“平均地权”的办法，能使“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而不必像欧美那样，待贫富分化至不可调和的程度后，再来一场社会革命。

孙中山还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批判，有言曰：“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他指出，人们对赫胥黎的进化学说诠释多误，不了解“天然进化”与“人事进化”，既有相同一面，又有相反一面；认为“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陷也。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阶级于无形”。他的这一哲学观，成为他谋划中国建设蓝图的基石。

“为什么孙中山在100多年前就能讲这些话？”

2007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收录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之后的两次讲话，均涉及共同富裕问题。1992年12月，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强调：“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993年9月，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

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金冲及谈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时，引用了邓小平的上述两次讲话，如此感慨：“老话讲不平则鸣，平不是指平均，而是指公平，要合理”，孙中山最初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没有讲民生主义，后来看到欧美国家已经富裕了，但是老百姓还是很困苦，“所以，他就提出了民生主义。他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他一直在想、一刻也不能忘掉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包括社会的公平，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还极其看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要讲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而且现在社会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要努力来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金冲及说，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包括发展生产力、对外开放、国家统一，既要重视物质建设又要重视精神建设，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社会进步。“我看他对现代化的这些思考相当了不得。过去有一次会上，我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人问，你是不是把我们现在的话套到孙中山头上去了？所以我尽量引他的原话，这不是我说的，我把它归纳的，是他自己就那么说的，连语言有很多都和我们现在用的很相近。我想小平同志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绝没有找一个秘书去找《孙中山全集》从头到尾去翻，里面发现那么几句话，他就来讲，他的话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

“为什么孙中山在100多年前就能讲这些话？”金冲及认为，“我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我们常常讲，在这个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句话是事实，并不是夸张，但尽管如此，中国的国情并不是变得跟100多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些真正有眼光的先进分子同样生活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他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实现现代化时，从这个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往往会得出几乎和今天一样的结论来，我想这是毫不奇怪的。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后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更丰富和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