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自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或者为乡村暴动或者为宫廷政变，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武昌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在多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以武装暴动击碎两百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辛亥首义作为一次城市起义，展现了近代城市文明突破专制帝制的诉求，但这种城市起义尚未触动专制帝制的社会根基——宗法的、自然经济的广大农村。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有“平均地权”一项，显示了革命民主派对农村问题、土地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一重要目标并未引起广大革命者的重视，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在制订共进会文件时，还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在半殖民地背景之下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这些近代城市，仍不过是农村社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仍在宗法专制政权掌控之下。正因为此，辛亥革命留下了种种未竟之业和令人嗟叹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