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儒家式海洋战略典型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儒家文化意义上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极其重要的航海探索。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对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影响问题已经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总体来看，从儒家文化角度关照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胞物与，四海一家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浸润下，明成祖在永乐元年六月对全国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的敕谕中坦言：“朕仰遵成宪俯察舆情，推至公之心，广仁厚文化，欲比隆钱规，一臻至治……”这种思想在郑和下西洋时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 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现存完好的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的“天妃贡应之记”碑，便是郑和贯彻“齐诏往谕，抚人民，睦邻境，庶几永享太平”的最好佐证。碑文记载：“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也，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奉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货币往来之，所以宣德化而兼远人也。”碑文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是：“往诸番国，开读赏赐”，“賚币往赉之”， “宜德化而柔远人也”。从碑文中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占领外国的一寸土地，而且帮助当地政府“剿捕伪王”，“殄灭海寇”，从而使“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

正是在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指导下，即便当时明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也不会成为侵略他人的霸权国家，相反的他会成为和平的强大支柱，捍卫正义的可靠力量，以保障地区安宁。

二、厚往薄来，遵诚笃信

儒家在义利之辨中都强调明辨义利。孔子曾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对待诚信上，儒家把诚信作为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原则。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载满赏赐用的礼品，每到一个国家，首先“开昭领赏”，明朝赏赐的丝绸缎匹为大宗，而东南亚各国的贡品仅以本国的土特产为主。史料记载，明朝赏赐之物，“一时特恩，不可胜纪”。“永乐六年( 1408)，占城国王遣其孙舍杨该奉表贡象及方物。比还，赐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绵绮纱罗五十，彩绢百匹。”由于中国对各国的贡物无特别要求，赏赐却一律从丰，使得海外诸国不远万里纷纷来中国贡献方物

郑和下西洋恪守“厚往薄来”、“重义轻利”的原则，还可以从其他史料得到印证。据费信记载：“宣德七年，壬子( 1432 年) 七月二十三日，风雨水不顺，偶至此山泊系三日夜，山中之人驾独舟来货椰食。”

郑和为了满足翠兰山与土著居民的要求，在他们没有别的物产也没有金钱的情况下，对翠兰山随地可采的椰食也予以接受。尤可见郑和船队时抱着重情义轻利益的心态与亚非各国开展贸易的。

儒家在宣扬修义的同时亦主张守信。“信”，后来成为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五常”之一，亦成为郑和下西洋贯穿始终的标杆。如马欢途经古里国所记：“其头目并哲地即与内官大人重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与重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在不悔改。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郑和下西洋本着重义轻利原则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强调自我利益最大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重义”以人与人之间情意为最高准绳，不会对西洋诸番，耀兵杀戮。“轻利”不会以个人利益为最高法则，掳地夺金，贩卖土著居民。

三、温良恭让, 以和为贵

儒家的“中庸”思想，崇尚“中”与“和”，这是统治者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重要准则。儒家强调“贵和”的价值取向，在礼的制约下亲和、和合。强调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以恭敬、谦忍的态度调和，致人睦、家兴、政昌。

郑和下西洋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本着“和则相生”、“乐群贵和”的方针与亚洲各国友好往来。“1911 年，锡兰岛上的加勒发现当年郑和在锡兰山佛寺布施所刻的石碑，根据当年参加西洋之行的费信记载，这块石碑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是预先在国内刻制的，并运至锡兰佛堂山树立。. . . . . . 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三种文字所书写的内容虽在贡物的名单上大致相同，但所颂扬的神的对象却不一样。”从郑和使团在锡兰国树立的这块宗教石碑情况看，尽管宗教信仰不同，明朝仍有和锡兰国各种宗教势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郑和不希望宗教的对立而影响在西洋的航行，因而采用这种方式来求同存异，从中亦反映了儒家文化“贵和”的思想。

据史料记载面对傲慢不恭并且从事海盗活动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郑和等人最初采取了回避冲突的态度，忍辱负重，贵和、重和，试图化干戈为玉帛，但最终因自身出现危险所以才被迫予以应战。永乐九年( 1411)，郑和将亚烈苦奈儿归献明朝，“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姑释之，给与衣食，命礼部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

从郑和以至明成祖处理此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倾向看，明朝君臣并没有依恃自身武力而控制对方，而以“和”来协调两国关系发展。儒家主张自我修炼的内敛人格，提倡“和”为贵、“温良恭让”、“君子无所争”的文化思想与西方所提倡的向外扩散、开拓和追求的意识迥然不同。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本着“宣德化而柔远夷”，“民胞物与, 泛爱万物”的思想来往于西洋和印度洋之间。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郑和在海外诸国“施恩布德”，“华夷同视”。重情义，轻利益，“乐群贵和”的儒家文化影响着郑和的整个航行生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尽管郑和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访问西洋诸国，也不会在海外广建殖民地，更不会实行血腥的殖民掠夺和罪恶的黑奴贸易活动。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流，对稳定该地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明清两朝为核心的周边国家“汉文化圈”的形成作出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铸造了郑和，而郑和却用儒家文化谱写了另外一种世界文明。

（本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