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承前启后的闽学宗师豫章先生

    六月初，虬城西麓的洞天岩水库三池荷莲准时发出盛情的召唤，隐匿在我内心深处的清雅味蕾开始苏醒。于是决定，上洞天岩赏荷去！若干次经过城西鹰厦铁路道班路口，我都投以崇敬的目光，这里的某处曾是宋代着名理学家罗从彦先生的故居，那是鼎立在沙县人心中一座的丰碑，需昂首仰望。（《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之麓，至郡寇（诬指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

    翻阅历史，先生在时光隧道的另一头踽踽前行：“罗从彦，1072-1135，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郡望豫章，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沙县尉罗周文的第十二代后裔。”先生的诞生吉兆而神秘，据南剑州《罗氏族谱》载，罗从彦的父亲罗神继“好学有盛名，母尤氏通文字善诗画。”罗从彦生于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十三日。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正月十五日寅时，梦文星堕怀，化一秀士手捧白璧，喜而寤生。以其美而彦者名从彦，璧洁而素又居仲故字仲素。”罗从彦十岁能诗，文彩焕发，十三岁就读于沙县城东藏春峡审律先生吴仪处。元佑三年（1088年），17岁的罗从彦中举。

    先生从小就喜欢读研理学。他听说将乐的杨时得河南二程的河洛理学真谛，羡慕不已。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29岁的罗从彦与26岁的同乡陈渊（杨时女婿）师从于程灏和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他初入杨时门下时“汗惊浃背”，可是没几日就惊叹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通过几天的观察，杨时也认为在千人之众的门下弟子中，“唯从彦可与言道”。杨时在将乐为守制而在含云寺办学时，罗从彦两度徒步前往寻师求学。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四月，58岁的杨时授越州萧山（浙江萧山）县令，萧山与南剑州（沙县）相距数百公里，路途遥远，罗从彦不畏艰辛，又徒步跋涉到萧山，登门求教。杨时在与罗从彦讲解《易·乾九四爻》时，曾说过“伊川（程颐）说甚善”。罗从彦为了求证，便回家变卖田产充作盘缠，特意前赴洛阳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返程后，师事杨时更为虔诚。罗从彦曾先后五次到杨时所在的将乐、萧山、毗陵、南京等地问学，他经过20余年的潜心研究，“终得杨时不传之秘”。先生学成回到沙县，在罗浮山择地建室，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静思，习研伊洛渊源的理学。他先后在沙县的洞天岩、南斋书院讲学论道，弘扬理学。宋政和六年（1116年），朱熹的老师李侗拜罗从彦为师，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成了罗从彦弟子，许多当代理学名流纷纷投入了罗从彦门下。

    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灏、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理学家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着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称“闽学四贤”。闽学的发展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述说颇详：“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先生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体现了先生治学严谨与正统，“合而观之，可以知先生之学，即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学矣”。

    政治主张方面，先生的论着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先生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金人入侵，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先生较之恩师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继承发展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修身治国之道应以正直忠厚为根源。“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乱。”（《罗豫章集》议论要语）。靖康元年（1126年），他写成《圣宋遵尧录》8卷。此书主要记载宋开国至宣和末（1125年）“圣君贤臣”的活动，参夹与“释言”，借以阐明道义，或进行讽谏，充分表现罗从彦心忧家国君臣的意识。《遵尧录》认为，君王须正心养身、须诚意纳谏、应讲究用人之道，应树立民为邦本之仁心。这些言论都是历史的反思，是先生“效法先王，正纲纪以挽颓势”的重要表达。

    在道德观方面，先生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极力推崇爱君、爱国、爱民的“三爱”教化道德观：“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他又把仁义礼智作为道德规范：“仁义礼智，所以为立身之本，而缺一不可。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而无羞恶之心则非人；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

    在修养论上，先生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先生治学强调“静心”，即内心的省察，他认为“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修身养性的主要途径是“去心害”、“适正道”，不为旁门邪说所惑，要努力体验“周孔之心”，明“周孔之道”，做到这一点，则“尧舜人皆可为矣”。

    先生在闽学中的地位是“承杨传李启朱”，即承接杨时、传授李侗、启发朱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此论出自宋礼部颂文质罗公祠祭文：“上传伊洛，下授延平，斯人一脉，万古是师”。清代学者张伯行也称赞说：“先生居三传之中，一脉渊源自然有自，亦如河之由积石历龙门以东注也，其承先启后之功岂不伟哉！”先生的贡献在于思想道德教化，在理学南迁的发展传承历程中，其作用举足轻重。现今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内陪祀着儒家历代先贤，罗从彦当之无愧分列其中。

    史书载，先生“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事实的确如此，先生因“严毅清苦，笃志求道”而“潜思力行，任重诣极”着称于世。朱熹曾这样评价他：“罗先生严毅清苦殊可畏”，赞其“一箪一瓢凛然高风”，又盛誉其“龟山倡首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

    先生着作丰硕。现存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刻出版的《宋儒罗豫章先生全集》共12卷，收录有《遵尧录》8卷；《二程先生语录》及《问答》1卷：《议论要语》1卷；其余杂着和诗各1卷。而着作《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台衡录》等，这些书籍均已散失，令人惋惜。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先生以特奏进士身份出任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五年十一月于任上病逝，终年64岁。宋绍兴十年（1140年），由李侗（因其子早逝，孙子又小）扶柩葬于黄祭之阳（今南平东坑乡罗源村黄祭坑豫章山），李侗撰写墓志铭。宋绍定四年（1231年），宋理宗赐谥罗从彦“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朝廷特赐罗从彦从祀圣庙称先儒罗子。

    沙县城关西门外建有一座“豫章贤祠”，贤祠内悬挂清康熙御笔“奥学清节”。1993年豫章贤祠开辟为罗从彦纪念馆，2005年5月确认为福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原先纪念祠乃修建于罗从彦先生的故居处。周边还有颜乐斋、寄傲轩、濯缨亭，邀月台等建筑，与洞天岩的旖旎风光浑然一体，是先生重要的藏修场所。可惜如今它们大部分损毁或倾圮。“邀月台”依存，在淘金山上，升高5米，正面看去似乎高不可攀，却可以从背面登临顶部。沿着旁边的石砌小道绕行至台巅，蓦遇一石坪，可容纳二十人有余。置身其上，千嶂肃立，万籁俱寂，月浮半空。此处的确是极佳的沐月治学之地。每次经过，我总是思绪万千，遥想先生当年从洞天岩步行上邀月台，应该手持一卷诗书吧！初上平台，荷着月光静作《圣宋遵尧录》文章，亦或默坐澄心，潜思力行，严毅清苦，笃志求道……月辉不邀自来，胜景如此，岂能不引发其作“矮作垣墙小作台，时邀明月写襟怀。夜深独有长庚伴。不许庸人取次来”之诗句？

    长时间来，很多人对先生“鬻田走洛，见颐问学”不甚理解，为了求学问道就不要基本生活保障了吗？而当你读到先生曾在罗姓家族书堂壁上写下的一段话时，必会恍然大悟。“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段清白之气不可不培，善金帛虽多，积数十年必散；田宇虽广，遗数十代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之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这种视数卷残书胜于荣华富贵的思想，是其教诲子孙的主张，也是他人格魅力的写照，更是他留给豫章罗氏的精神遗产。闽沙始祖周文公裔孙每年农历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在豫章贤祠举行祭祀先祖，联谊交流，敦睦宗谊等文化活动，他们希望以这种力所能及的仪式让先生治国治家的朴素理念源远流长。

    一篇短文无法全面阐述先生之功绩，也许“豫章贤祠”门前石柱上的一副楹联更有概括性，正所谓：“潜思力行懿德重八闽，奥学清节高风垂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