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嘉 宾：

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孙学工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房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向继贵 《时事报告》副主编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同比增长7.7%，经济增速趋稳并继续出现积极变化。但是，受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国内企业经营困难等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不小。中国经济是否就此告别高增长？经济发展前景怎样？针对这些问题，本期邀请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权威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主持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逐季回落的态势，引起人们的热议甚至担忧。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怎样？

贾康：人们对经济回落表现出的关注甚至担心，是因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大，改革攻坚尚未完成，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包括某些长期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通过宏观调控等措施，短期内避免较大问题发生，维护经济的总体稳定，同时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处理好各种矛盾，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后来居上的潜力，我国完全能够对冲和抑制那些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再争取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年均速度适当走低，如回落到年均7.5%左右，属于必要的、正常的渐变，仍属于“又好又快”发展），中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房宁：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经济规模已达世界最前列的大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世所罕见的。也因如此，中国经济这部高速火车能否继续飞驰成为了广受关注的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中国找准发展模式，高、中、低端产业并行并举，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带来新一轮快速长期增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已经出现新的增长极现象，在我看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在出现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的“第二波”。

迟福林：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仍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尽管国内市场仍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但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为什么？就在于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藏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能够不断释放，未来10年我国就有可能在实现由投资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的过程中，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

孙学工：根据我们对高增长经济体减速的国际经验研究，决定经济减速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和与领先国家的发展差距。大体上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或达到领先国家收入水平的40%时，高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明显减速。以这两项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还未到经济出现明显减速的时候。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国际元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22%。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韩国，日韩在从这一发展水平到进入高收入阶段，一直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8%和8.3%。根据我们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都在8%以上，2020年前增长潜力都在7%以上。7%—8%的增长在世界范围来看属于较高的增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支撑中国经济上行的力量

主持人：根据各位专家的研判，中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那么，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机会是什么？

迟福林：消费需求释放能不能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我的判断是肯定的。首先，我国开始进入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消费需求将开始全面释放。我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水平，开始进入消费主导引领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其次，未来10年我国消费率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与历史相比，我国的消费率还有15

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左右，居民消费率50%左右。现在，最终消费率只有47.4%，居民消费率只有33.8%，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此外，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尤其是与金砖国家相比，消费率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率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再次，未来10年我国消费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我看来，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有研究表明，按照年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10%左右，我国的潜在居民消费需求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我国在不远的将来会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巨大贡献。

我国拉动消费需求的主要条件何在？首先，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我国的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预计城镇化率在未来10年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其次，服务业的发展有巨大空间。2010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3%，远低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0—15个百分点。再次，改善城乡居民消费预期有很大的空间。实现了消费主导的国家，大都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例如澳大利亚的蓝领工人发周工资，一到周末餐馆等消费场所大都很满。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福利使他们可以放心实行当期消费，既能增加消费倾向，又能提高消费能力。如果我国能够在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依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初步测算：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在80%以上，能支持未来10年8%—9%的经济增长；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70%，能支持未来7%—8%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如果有一定的突破，未来10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是完全有可能的。

贾康：城镇化率的继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特别是人力资本潜力的释放，对于经济的继续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除此以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支撑中国经济上行。

一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带来的机遇。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必将具体落实到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和重大项目中，从而使新兴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高科技化、技术密集等特征，并促进传统产业实现必要的升级换代。其中，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等三大生产力要素与科技之间，并非表现为简单的并列、加总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乘数关系，生产力将进一步得到解放。这种后发优势，是一个能够对冲下行因素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希望之所在。

二是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为全面优化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正面效应将会维护发展局面和支持新一轮改革创新。

三是在“顶层设计”下，上下互动取得配套改革的红利。仅就新一轮资源税改革而论，其效应绝不能仅从财税视角来考虑，而需要将其上升到整个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资源税改革虽只是诸多改革任务中的一项，但它具有多重的正面效应，同时，它还将引发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配套改革。诸如此类的这种配套改革的红利，将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出现，并在促进改革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孙学工：一是城镇化的机会。我国虽然经历了多轮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但无论是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来看，与发达国家均还有不小的差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我国每100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约为0.7公里，公路40公里，这两项美国是2.3公里和70公里，韩国是3.4公里和110公里，西欧国家更高。中国铁路总里程仍比美国10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在地铁、下水道等基建设施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

二是地区均衡发展的机会。我国东部地区已经陆续进入了高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刚刚进入中低或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国家从10年前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来又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地区发展战略，为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已经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且发展势头强劲，这对全国经济整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结构升级的机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住、行、信息、文化消费兴起，消费结构升级必然带动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结构升级将为经济增长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增强，也使得结构升级有着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年度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在570万人以上，是本世纪初的5倍，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增长率在20%左右，2010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6%。在绝对额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矛盾凸显需切实解决

主持人：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期间，有哪些矛盾需引起我们重视？

贾康：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经济增长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人力资本制约。人口红利将面临向下的收敛趋势，我国社会也将进入所谓“未富先老”的状态，原来这方面支撑发展的力量将变成人口老龄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的相对优势将逐步消失。

二是资源环境制约。资源和环境这两块短板，是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整个过程的硬约束。特别是大宗原材料与能源定价力量的缺失，导致中国在资源博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同时环境问题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

三是经济问题“政治化”。从生产力物质层面上升到人际关系、生产关系层面的一些制约因素凸显。例如，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矛盾压力。这种制约往往把我们处理经济问题的可能边界与弹性空间大大压缩了，面临的风险和压力增大。行政、政治体系中某些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程度明显上升。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综合作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和制约，比如“潜在增长率”下降、“幸福感挑战”升级、社会矛盾继续凸显等。

周孝正：关于社会矛盾问题，当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民企税负过重。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93072.37亿元，同比增长33.25%，与此同时，纳税总额也高达4094.34亿元，同比增长49.49%，税收增速远超过营业收入增速。民企税负过重已是业界和学界的共识。税费过高、生产经营成本剧增、融资难问题仍未有效缓解。当前，国内中小企业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一半左右，但自身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形势十分严峻，导致“企业没有创业动力，人人都想着投机”。

二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现象在一些领域还比较突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法治经济和诚信经济，否则，流通环节过多，交易成本过大，对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影响。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都应重视诚信、道德问题。最近美国QE3的举措，日子不好过了就狂印美钞，其本质是国家主权信用（政务诚信）的丧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广大老百姓连钱都不能相信了，还能信什么？美国国家失信的做法很愚蠢，我们应引以为戒。

房宁：世界性的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现在可以预见，中国经济至少在未来三五年将持续面临不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这种压力还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摩擦，甚至是政治上的纠纷。这对于长期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市场份额逐步增大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限制和打击。

实际上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欧洲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曾遭遇过经济全球化以及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利好”和“利空”。经济全球化、产业资本转移好像一片彩云，它飘到哪里，哪里万物生长、一片繁荣。但当这片“彩云”飘过，带走了资本和市场，哪里便是一派萧条，甚至变成一片“焦土”。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就和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资本转移以及带来的相关效应有关。在产业资本移出、国内竞争力下降、国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传统的反危机措施和调整手段作用都是有限的，长期看更是不可持续的和无效的。因此，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欧洲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长期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经济体已经逐渐丧失了竞争力，产业资本的移出成为长期趋势，产业空心化难以扭转。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西方经济体的这种命运就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改变带来的。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在外部环境长期变化条件下找到一种新模式，别人的危机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危机，短期的问题就会变成长期的麻烦。

孙学工：一是社会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必须着手处理的程度。首先是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城乡、行业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除收入分配不均外，分配不公更是呈加剧发展的趋势，尽管缺乏具体统计数据，但人们普遍认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其次是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总体来看，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民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且有限的公共服务又分布不均，城乡间和地区间社会成员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很大，这直接导致社会成员享有发展成果的不均等和未来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而停滞，拉美等国的殷鉴不远。

二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激化。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一些现存的体制机制问题，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200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2.5倍、日本的7.6倍、欧盟的4.5倍、巴西的2.6倍，甚至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2009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为8.5%左右，而中国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近10年，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钾盐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了50%，如果现行资源利用方式没有重大转变，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今后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资源短缺从部分矿种向全面短缺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将明显上升。

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环境问题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样构成严重挑战。此外，中国未来还将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是经济总量位次与人均水平偏低带来的全球经济大国责任与权利的矛盾。一方面，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中上等水平，但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安全和发展援助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在国际体系中还未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当的权利，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较低、在国际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不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属于边缘从属地位等方面。如何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把冲突控制到最小以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在未来10年中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

改革在克难攻坚中不断前行

主持人：我们应采取哪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科学、稳定发展？

房宁：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在资本转移的规律面前，走出一条新路，找到取代“升级退出”机制的新模式呢？（“升级退出”机制即当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比较优势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一方面经过努力产业得到升级，另一方面原有的加工制造业便要退出，向其他“资本洼地”转移。）实际上，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已经部分地给出了答案。中国广袤的地域、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经济自身存在的差异性，给中国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机会，这就是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出”的独特道路，即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而广大内地即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地区逐步退出的加工制造业，在全中国范围内形成高、中、低端产业并行并举的大格局，并以此保证中国经济超长期的持续性的高速增长。

贾康：我们应抓住中国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做到三个正视：

正视社会矛盾，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克服既得利益阻碍，在“顶层规划”下实质性地推进全面配套改革，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正视资源、环境和国际竞争的制约，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节能降耗，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增长质量、经济效益和百姓实惠、民生改善相得益彰。

正视社会建设与公民素质提升的历史任务，优化社会管理、培育现代化所需的社区治理良性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团体、志愿者群体的作用。增进社会自治水平、内生稳定机制和和谐程度。

迟福林：当务之急是破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失衡的收入分配结构，成为拉动消费需求的突出矛盾。面对经济增长与转型的现实需求，面对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不宜再往后拖。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因此，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需要尽快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

以消费拉动投资，促进投资结构转型。从短期看，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从中长期看，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实现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的动态平衡，才能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由此，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障碍，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有三点很重要：一是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二是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比如，未来10年，估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大概需要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三是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未来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条件的，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其次要优化投资来源，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行业。“新36条”的出台表明，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利益不打破，即使有了好的政策，社会资本也难以真正进入。

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城镇化意味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高，意味着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将形成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空间。未来5

10年，以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增长的作用凸显。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当前，推进城镇化转型发展的焦点是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目前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5亿人，如果其中的20%变成市民，其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以2009年消费水平计算，新增的城市消费规模能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近1个百分点。另外，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为此，尽快在体制机制上作出安排，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释放消费需求、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提出的现实而迫切的需求。

周孝正：一是国际上“不折腾”。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三大主题。坚持中美关系“十六字”方针、“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富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反恐伙伴”等既定方针。到2020年建成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争取签订一个“亚太地区的申根条约”，做到各国居民免签证自由来往。在国际社会中，牢固树立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是国内“不折腾”。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管理和引导。过多使用行政干预、股市维稳等短期行为，长期必然导致市场信号失灵，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现在的改革已到了深水区，各项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敢于清除体制性的障碍，建设有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房宁：中国有可能创造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上的新奇迹，中国有可能超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升级与退出”的产业资本运动规律，而创造出属于中国的新模式、新道路。但是，不能忘记要做到这一切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中国统一的政治制度、团结有效的中央政权和由此带来的稳定与连贯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些是保障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性的前提。只要具备这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条件，统一的中国就会发挥出它自身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从而克服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带来的挑战，在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当中不断前行。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团结奋进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亿万人民继续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对此，人们充满期待，更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