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华侨与抗日战争

以陈嘉庚、胡文虎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图为华侨劝募献金的场面。

抗战期间，毛泽东为闽籍爱国华侨题词。

福建籍华侨遍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聚居在东南亚各国。抗日战争中，他们为支援祖国伟大而艰巨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数百万的海外闽籍侨胞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在南洋，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积极组织南侨总会等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发动侨众以财力物力人力援助祖国抗敌御侮。据南侨总会统计，自抗战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左右时间，华侨的捐款平均每月达国币1350万元，每年1.6亿元，等于负担了当时抗战军费的1/3，其中80%是贫苦华侨的血汗所得。闽籍华侨捐赠的数额尤巨，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底，300多万福建华侨捐款将近1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上千辆。此外，还有不少华侨青年毅然放弃学业，辞去工作，告别亲人，跋山涉水，回到祖国后又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许多人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他们英勇杀敌，涌现出许多华侨英雄和烈士，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率领抗日铁骑驰骋雁北而英勇牺牲，被中共中央妇委称为“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的闽籍抗日女英雄李林，有三次回国参战，最后战死疆场的闽籍华侨沈尔七。

在集美中学校园内，屹立着华侨英烈、抗日女英雄李林的雕像。

战死疆场的闽籍华侨沈尔七

 许多台湾同胞跨越海峡来到福建，与福建军民一道抗日，其中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军和少年团尤为突出，他们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南洋华侨筹款抗日图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几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董林庆年（安溪县人）、李振殿（海澄县人）等致电南国民党政府，请团结息争，一致对外。同时联函国际联盟，请制裁日本侵略者。陈嘉庚（同安县人）亦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致函总商会，建议召开全坡大会，讨论对付日本办法。闽西永定县华侨胡文虎先捐25000元支援国内难民，又通过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100余万元，先后汇回国内支援抗战。

  “九·一八”和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建立两个全国性的抗日救国团体——“菲律宾华侨救国会”、“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其领导人都是福建籍华侨。他们积极号召侨胞们抵制日贷、筹募捐款，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抗日。据统计，沪战一个月，菲律宾华侨捐款支持十九路军80余万元，占世界各地华侨支持十九路军捐款的八分之一。为了“航空救国”，菲律宾华侨于1932年10月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推选晋江县华侨李清泉为主席，决定捐款购买飞机15架，支援祖国抗日。该会成立时，发表一篇《宣言》：“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侨胞为主体，召集大家之能力，造大家的事业，毁家救国之心，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专为建设空防，决为移作他用。所有购造飞机，装备对外参战，决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人利用。”当时国内国共尚未合作，李清泉所领导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是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用这些飞机去抗日，而不能用这些飞机去对付共产党、打内战。在募捐购机活动国，李清泉首先独自认捐飞机一架，其他侨胞纷纷响应，十分踊跃。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南安县华侨黄奕住在菲律宾，看此情景，十分感动，也慷慨捐五万金“购机以赠”。15架飞机募齐后，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回祖国参加抗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消息传到海外，福建籍华侨与其他各省华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群情激昂，强烈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展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叶玉堆（同安县人）、周献瑞（南安县人）、陈六使（同安县人）、陈延谦（同安县人）、李俊永（永春县人）、李光前（南安县人）等人立即赶至怡和轩俱乐部找陈嘉庚先生，请他出来领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公推陈嘉庚任主席，委员32名，福建籍华侨14名。为号召侨胞们捐款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叶玉堆、李光前各带头认捐10万元，周献瑞等各认捐1万元，为之提倡。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和各华侨团体也于7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推选时任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晋江县华侨李清泉任主席。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漳州市南靖县人）先后函请陈嘉庚组织南洋“筹赈总机关”，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募款等抗日救国运动，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来电促成。陈嘉庚乃于是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很多是福建籍华侨，如泉州市的陈三多、王泉笙、许友超（以上系菲律宾华侨）、周献瑞、侯西反、李光前、刘玉水、黄重吉（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洪渊源、白辰恭（以上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庆昌（沙捞越华侨）和香港的郑玉书；漳州市的庄西言（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振殿（新加坡华侨）、庄友成（沙捞越华侨）；厦门市的陈嘉庚、陈延谦、何葆仁、王景成（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李文珍、陈步墀（以上系缅甸华侨）；福州市的叶立庚（印度尼西亚华侨）、刘家洙（沙捞越华侨）；莆田市的涂耐冰（沙捞越华侨）；龙岩市的王源兴（印度尼西亚华侨）……。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到达延安时受到热烈欢迎。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嘉庚被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正、副主席3人，都是福建籍华侨。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和考察。其间，陈嘉庚与“南洋总会”常务委员侯西反（南安县人）、秘书李铁民（永春县人）于5月31日到延安访问39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朱德总司令亲切会见他们。陈嘉庚等在延安参观访问，受到很大启发，“喜慰莫可言喻，有如拔云雾而见青天”。正如陈嘉庚后来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序言上所写：“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从而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由于“南侨总会”的积极发动和广大侨胞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筹募了大量捐款和医药等物资寄回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成绩辉煌，功不可泯。据“南洋总会”编纂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新加坡版）累计，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南洋总会”寄回国内的捐款达国币4亿元，其中菲律宾华侨原来认捐国币1300万元，实际捐给1488万元，超过其原来认捐的数字。陈嘉庚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说：若以个人比较（即按东南亚各国华侨人口平均相比较——引者注），其数目为南洋冠。在菲律宾华侨捐款中，福建省籍华侨的捐款占90%多，又是菲律宾华侨之冠。在菲律宾的福建籍华侨捐款中，泉州籍华侨的捐款，又是福建籍华侨之冠。

 1938年1月，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在沈尔七率领下回国参战，编为新四  军回国华侨服务队，其中有22名闽籍华侨。图为部分华侨青年在皖南合影。

 1940年10月27日，菲律宾侨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前，他又嘱其家属将其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献给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被誉为是一位“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和“至死不忘救国的人。”

 巾帼华侨不让须眉

 在轰轰烈烈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华侨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简称“妇慰会”）成立后，菲律宾华侨妇女积极响应，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会菲律宾分会”，推选李清泉夫人颜受敕（晋江县多井镇溜江人，家乡人及海外侨胞习惯叫她颜敕）任主席，漳州籍侨领杨启泰的夫人任副主席。菲律宾华侨“妇慰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侨界知名人士的夫人，平时很少出门。但是，在祖国处于亡国亡族的危急关头，在轰轰烈烈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她们毅然脱下旗袍和高跟鞋，走出家门，冒着烈日酷暑，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向华侨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筹募捐款，组织义卖，抵制日货，赶制寒衣、救伤袋……等等，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筹募捐款一项，从1937年2月至1940年6月，由菲律宾华侨“妇慰会”经手筹募的各种捐款就有菲币（比索）768915.85元，折合当时的国币1310420元。具体内容如下表：（单位：元）

上表所说的“中国工合社”，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之简称，又称“中国工合”。“中国工合”曾一次把菲律宾华侨的捐款10万元，拔给中共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厂。1940年，“中国工合”主要用菲律宾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华侨捐助的基金，在中共晋察冀边区的太行山区建立几个织布工业合作社，生产军布、毛巾等。

  1938年3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得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战果辉煌，深受鼓舞，特于3月13日，用“妇慰会”颜受敕的名义致函朱德将军，表扬八路军英勇善战，并汇给国币1万元，作为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之用，原文如下：

 朱德将军勋鉴：

 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汇中行国币1万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八路军士兵之用。谨此奉闻，并祝胜利！

                         妇慰会菲岛分会主席颜受敕谨启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

 朱德将军收到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与彭德怀将军联名复函，表彰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并表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复函全文如下：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菲律宾分会：

 接三月十日来信，敬悉，承汇中行国币1万元，托为购置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为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爱拥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为感动，再接再励，誓昭国仇。德虽不敏，惟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引领南望，不尽依驰。专赐候收后，即当分发，用付雅命。专此奉复。

此致

民族革命敬礼！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朱德

                          副总指挥彭德怀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日

    （据《新华日报》1940年4月13日消息）

 1938年10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又汇港币1万元给新四军购买医药之用。

 回国支持抗日

 广大侨胞不但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的抗战，而且有不少华侨爱国青年毅然回国参军，要求亲自到前线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甚至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回国参战的华侨爱国青年中，有许多是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或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如1938年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28人，除6个人是广东省华侨外，其余全是福建籍华侨。该队的总领队沈尔七、队长戴血民（戴旭民）、副队长余志坚、政治宣传员郑映民（郑显玉），除余志坚是广东人外，其他3位都是福建籍华侨。他们回国至厦门，经闽西北上到皖南，全部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由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24人，都是福建人。团长王西雄、财政张匡时、保管王爱奎（王汉杰）、宣慰曾俊峰（曾心平）、文书郭汐江（郭建）。他们到新四军军部慰劳后，也全部参加了新四军。这些人有的后来重返菲律宾，又成为菲律宾抗日的领导骨干，如“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的郭建同志、“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的王汉杰、郑显玉等同志。参加新四军的福建籍华侨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梁灵光、李白涛、李文陵、许寒冰（后与在新四军工作的姬鹏飞同志结婚）、柯竹山、林潮水（黎阳）、林敦星（林醒民）、吴记西、谢白秋、陈一平；印度尼西亚的肖诗颖（肖枫）、王志行；泰国的王崇新……。

 延安是许多华侨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当时，许多福建籍华侨爱国青年，从东南亚各国返回祖国，越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或直接参加前线抗日或先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中央党校等处学习，然后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活动，如菲律宾的庄蹈（卜一）、王唯真、高明轩、张幼延、王寄生（白刃）、许飞鹏、郭华忠、张道时、施纯亮、吴性白、杨志民、张超然、郑清贻、吴灿煌、黄子英、黄登保；马来亚、新加坡的陈明、罗浪（罗南传）、陈沫；印度尼西亚的蔡其娇；缅甸的许金荣等。厦门市的菲律宾华侨爱国青年黄登保，1938年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炮兵团，先后当过班长、排长和连长。抗战胜利后调东北牡丹江炮兵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84年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

 祖籍漳州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女青年李林，1936年在北平民国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被党组织派往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不久，大同失陷，她转移至雁北参加鲁县的抗日游击队，后参加八路军一二0师担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和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还担任过中共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署秘书主任。1940年4月，日寇从同蒲、平绥两线调集8000多兵力对雁北进行9次大扫荡。4月26日，她为了掩护边区特委、专署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1000多人转移，遭敌人包围。为了掩护机关人员和群众胜利突围，她挺身而出，率骑兵警卫连两个排兵力与敌周旋，把比自己多十倍以上的日寇兵力吸引过来，使特委机关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而自己却壮烈牺牲，年仅24岁。被称为“民族女英雄”。

 李子芳烈士，石狮籍菲律宾华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1942年牺牲，时年32岁。

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先后分9批回国支援抗战，有1000多人为抗战胜利献出了生命。

 回国参战的福建籍华侨爱国青年中，还有好几位是空军飞行员，有的英勇抗敌，壮烈牺牲，如印度尼西亚华侨梁添成（南安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要求参战，想当个飞行员，直接驾机与万恶的日机作战，因此报考中央航空军校，录取后在该校六期甲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在空军四大队。初任队员，后升任分队长，受中尉衔。参加过河南封邱、山东峰县、枣庄和汉口、重庄等地空战，表现非常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39年6月11日，日军出动27架飞机袭击四川重庆。这一天刚好是梁添成的休息日，但是为了保卫祖国的领空，痛击日本飞贼，他主动放弃休息，架机上天（机号2307号）与日机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幸被敌机击中，光荣殉国。马来西亚华侨爱国青年肖德清，回国在中央航空学校学习结业后，初任上尉飞行教师，后奉调至空军参战，1942年5月在云南武定县与日机交战中光荣牺牲。

1939年，“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应西南运输处的要求，发布第6号通知，号召华侨汽车修车驶机人员回国服务。机工们积极响应，踊跃报名，经挑选后，共派送3200多名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不少人在滇缅公路上抢送战略物资时英勇牺牲，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有部分重返海外，有部分留在国内运输部门工作。海澄县的美国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抗日战争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并在贵阳创设救护总站。救死扶伤，积极抢救伤病员，受到了中国和盟国的表扬。（资料来源：中国侨界、新华网福建频道陈晓声 陈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