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华侨客属领袖胡文虎

3、二十世纪的“蔡中郎”

胡文虎是一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传奇人物。1954年9月5日，胡文虎途经美国檀香山，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于皇后医院，享年72岁。从客籍郎中，到创制万金油等系列虎标中成药，一举成为闻名中外的华侨企业家，他走过的道路可谓是崎岖之极。但是，在近半世纪的岁月中，胡文虎却成了20世纪的“蔡中郎”，成为争议最大的海外侨领。

纵观国内外对胡文虎的研究，其争论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如何看待胡氏的“东京之行”。有人疑为“汉奸”，有人认为是“媚敌”，有人断定为“失误”，有人说那不过是和日本人周旋而已。

事实真相如何？我们只能透过历史背景，通过调查的大量史料，去探讨胡文虎东京之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才能拔开时代的迷雾，还胡文虎本来的面目。

众所周知，胡文虎的东京之行是在1943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折的一年。在西欧战场，盟军攻入西西里岛，北上进攻意大利本土，巴多格里奥陆军元帅率意大利军投降，从而使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德国本土正遭受空袭，鲁尔废墟，汉堡则夷为平地。在苏联战场，希特勒的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后，红军正大规模西进。在中国战场，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军民抗日热情高涨，东条推进的“治安强化运动 ”被粉碎。在太平洋战场，自从中途岛战役后，盟军大举反攻，其时日本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也急剧恶化，迫使东条不得不接受他的顾问佐藤贤子的建议，“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条英机以解决在他们占领下的香港断水、断电、断粮问题为由，邀请胡文虎“驾赴东京一唔”。胡文虎经再三考虑，目睹香港沦陷后民食恐慌，饿芋载道之惨景，终于以“事关民食”问题，答允前往东京。而东条引诱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参与其“和平攻势”的阴谋，却遭到破产。

胡氏的东京之行，是一件很清楚的历史事实，为何长争不休？除了错误思潮的干扰，畸形心态的演化，还有思维方法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裙带和玩弄实例更普通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香港沧陷后，胡文虎被日寇拘捕审讯，星系报被封停刊，港澳同胞因断粮而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同时，东南亚华侨活动被禁，侨汇冻结，我东南沿海民众粮荒严重。胡文虎在处境艰险的情况下，坚持正义，无所畏惧，表现出撄凶击锋的凛然气概。他对驻港日军种种暴行深感痛切，愤然往见日驻港总督矶谷廉介，指责宪兵队暴行，并发表谈话说：“纵使我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能缄默忍受。”出于侨领的责任感和慈善家的良心，考虑到华侨利益（包括胡氏企业利益），为解救香港民食恐慌，他不避“媚敌”之赚，跳跃在政治钢丝绳上，在东条英机一再邀请下，毅然赴东京进行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斗争。1943年11月，胡文虎返港后，在《星岛日报》发表声明：《何事赴东京？》主要说明他的东京之行，解决四大问题：（1）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准于自备船只从仰光暹罗等地将大米运往港澳；（2）关于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准于恢复华侨组织活动；（3）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准于恢复华侨银行允许汇款安家；（4）关于香港方面问题，维护港澳同胞和华侨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属于华侨生命财产和爱国自由的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文虎机智地挫败了东条英机的“和平攻势”，坚决拒绝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1984年5月31日新加坡《联合晚报》又一说：东条“请胡文虎出任香港市长，胡氏没有接受，只当一个普通市民”）。表现出我炎黄子孙的爱国骨气，就是在日本刺刀下发表这一声明，胡文虎只字不提日寇的战略口号“大东亚共荣圈 ”，却针锋相对地大声呼喊：“中国人爱中国，为国民天职”！充分体现了胡文虎震撼环宇的超群胆识和爱国气魄。

据胡知非先生回忆，当年曾问及“虎叔到东京去了一次是为了什么？”胡文虎答：“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没饭吃，饿死不少人，我想，我信佛，日本很多人也信佛，我曾做过许多慈善事业，他们都说我是慈善家，为了救人，应该想法运米来分给大家吃嘛。这里的日本军人说，要米需到东京去求。我便毅然前去。”他认为去东京，确是做了一桩好事，尽管日本当局出于“和平攻势”战略之需要，必然作出争取著名侨领胡文虎的计策安排，请胡文虎“东京之行”，但胡文虎将计就计，并未上当。他以可贵的爱国之心与救民之志，善于在逆境中救生存，敢于跟魔鬼打交道，东京之行，使敌人的阴谋破产，却又不得不公开承认胡文虎提出的正义需要。对于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广大侨胞展示一线新的希望，增添一股斗争勇气，难道不能说这正是胡文虎的历史功绩吗？

有人对胡氏“东京之行”不作细致的考察，没有任何的史料，仅以“听说 ”、“如果”、“可能”就是常识上的错误。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汉奸卖国”，有三条基本标准，是否出卖民族利益，是否出卖国家主权，是否出任伪职？这三条，胡文虎一点也沾不上边。

历史在同一时期，记载了胡文虎的爱国功勋，他捐助祖国抗日的财物名列华侨榜首，荣获国民政府一等金质奖章，海陆空军一等褒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以至英国人惊呼胡氏捐赠款项是一个天文数字。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对于胡文虎这样一位对抗日救国作出伟大贡献的爱国侨领，有人还在说三道四，极力贬低，正如列宁所说的：那“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标舍舟步归》《陆游集870页》）蔡中郎是东汉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曾任左中郎将。传说因义于上疏，触犯天规，被判极刑。死后在南宋流行的南剧《琵琶行》中才得以昭雪。南宋大诗人陆游感叹地写下这一历史名诗。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文虎成了20世纪的 “蔡中郎”。

上世纪80年代初，胡文虎的历史悬案终于得到澄清。1983年2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接见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郑重评价胡文虎为“爱国华侨”、 “商界巨子”。项南一言九鼎，为胡文虎作出公正的历史性结论。尔后，胡文虎爱女胡仙博士多次访问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令人可喜可敬的是，胡仙继承其父之志，于1993年10月在福州创立胡文虎基金会，大举兴办公益事业，捐资总额已达 2500万元，受助学校15所，这一盛举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如今，世界进入信息时代，高速公路开进闽西。“满村听说蔡中郎”。胡文虎家乡的土楼群成为当今海内外旅游胜地。胡文虎的历史功绩，在世代传颂着。他最爱唱的儿歌，成为客家祖地的流行歌曲：“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人生就为一口气，佛爷也争一炉香，阿妈盼我快长大，做个炎黄好儿郎……”